【老照片故事】亲历甘河采伐

来源:豆都九三 作者:陈战 时间:2017-11-11 点击:

 

前排左起:金涌源,陈战,程立远

中排:徐锦成,齐祥运

后排:陈洪新

于1974年冬摄于甘河


我在北大荒的十年中,曾多次参加全团组织的上山采伐,先后到过小兴安岭伊春林区的小白山和大兴安岭及呼伦贝尔的塔河、免渡河、莫尔道嘎和甘河等原始林区,去甘河采伐这一次,因为幸存至今的一本“北大荒日记”,使我对那次采伐的大致情况记忆犹新,现在回想起来,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可见。
1974年9月,47团(现大西江农场)决定以三个值班连队为主要力量,另加汽车连、工兵连和相关的技术力量组成采伐大队去呼伦贝尔盟(今属内蒙古)属下的甘河林业局的深山里伐木,以解决日渐迫切的知青结婚建房用材之需。
 
                                         女人抬木头还是头一回(季永会提供)

先遣设营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我作为值班一连的副连长,当年10月上旬便随采伐指挥部的领导,拜会了当地林业局,并去山上考察了地形和路况。10月23日晚,我带领值班一连的先头部队及部分车辆、机械及生活物资进山,动手清理场地,砍伐树木,为搭帐篷做准备。一周内,我们共搭建了12米长、6米宽的帐篷三顶,并建起了全部用圆木搭建起来的“木克楞”食堂。采伐尚未展开之时,山上根本没有路,积雪普遍深达半米,这么多木材全靠我们人工放倒后手拉肩扛运回来,由此可见当时的劳动强度之大。
住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还要解决行的问题。汽车从山上运木材到贮木场必须通过克一河,否则就要绕行50多公里。指挥部决定在十多米宽的克一河上用圆木架设一座便桥。11月1日起,我带领先遣队的战士们首先在河的两岸打眼装药放炮,炸掉小山包,清理出施工场地,便于推土机发挥作用,同时派出十几名战士在附近的山上伐大树,然后由拖拉机将一根根圆木用钢丝绳套住后拉到河边。11月的大兴安岭已经滴水成冰,虽然异常寒冷,但冰封滑溜的克一河反倒对大圆木的输送减少了阻力。我们二十多人外加几台机械设备每天早出晚归,仅用了八天时间,就完成了这座全部用圆木和“扒锯子”连接起来的桥梁,并于11月8日下午进行了通行试验,通过了指挥部的验收。
 

         参加莫尔道嘎采伐的姑娘们
采伐会战 
11月12日,参加这次采伐的近300名干部战士全部到达半山腰上的采伐营地,一场声势浩大的采伐会战打响了。 
甘河原始森林的深山里到处掀起了大战林海向大山要木材的热潮。 
每天清晨早饭后,兵团战士们就打上绑腿,两人一组,手提“快马子”和“弯把子”钢锯,怀揣馒头,趟着没膝的深雪,穿梭在大兴安岭的茫茫林海中,在这块长满了高大的落叶松、桦树的山头上摆开了采伐的战场。随着一声声“顺山倒喽!”的号子声,一棵棵大树倒地,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响声。树上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折断的树枝树杈飞溅,卷起一片片尘土,这让我们这些亲手伐树的兵团战士好不得意。经过修枝打杈后,检尺班的女知青尾随着上前丈量检尺并记录在案,次日清晨还要将每组(人)的采伐立方数公布在帐篷前的土黑板上,这可能也是最早实行的考核到个人的雏型吧!
干部,干部,先干一步,为了抓采伐的进度,作为连队干部的我,也每天身先士卒,手拿钢锯怀揣馒头上山伐树,到中午吃饭时,带来的馒头早已冻硬,又没有水喝,只能点上火烘热了馒头,就着雪水吃下去。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候条件下,我们虽然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但还是干劲十足,你追我赶,采伐的记录不断被刷新。
主管机务的赵佐彬副连长也带领机务排的战士们开展了“山上采伐多少我们就集材多少|”的活动,每天出动所有的“爬山虎”和“东方红”,将山上采下来的圆木源源不断地集中到楞场,然后由经过改装的“解放”牌运材汽车拉向山下的林业局贮木场,最后在那里造材截断装上火车。 
12月23日下午,采伐指挥部召开各单位干部会议,会上通报了在这之前进行的四天会战的情况,专程从大西江赶来的曹长顺团长要求:这次采伐,衡量你们成绩的标准,最主要的是看你们收入和支出的多少!在四人帮横行的1974年,盛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形势下,能够这样大胆地讲话并指导工作是要冒不少风险的,直至现在我仍对这位在抗战时期就入伍的现役干部十分敬佩。
 
 
                                                                         火车上的圆木都是我们装的(季永会提供)
 
把关验收 
1975年元月3日傍晚下班时分,曹团长来到我们值班一连连部帐篷,要调我去甘河贮木场负责全团木材的接收工作。他说:“让你去,主要是看中你的认真劲儿。在那个地方工作一点也不能马虎,否则几百个人在山上拼死拼活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
 
虽然我对领导上特意把自己一个连职干部从采伐第一线调到条件相对较好、仅有十来个人的点上担任领导很不理解,但是次日,我还是与自己选中的助手、上海知青金涌源一起来到甘河贮木场。几天后,我方才知道,这里的工作的确十分重要,因为兵团五师同时在甘河采伐的有45和47团,每天各自从山上运下来的圆木数量近300—400立方米,全都集中在同一条流水线上造材截断,两个团各自派员在自己的每一根圆木做上记号,林业局检尺员按各团的记号检尺计数,因此稍有一点疏忽就会把自己单位辛辛苦苦采运下来的木材白白送人。于是,我和金涌源作了分工,并定期对照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对策,确保山上运来的圆木根根进帐,一根不丢。只要运材汽车来到,无论是正在吃饭还是已经下班,我们必须立即到现场接收,同时做好与林业局检尺员的衔接工作。经过努力,我们47团驻甘河验收小组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山下的接收数与山上的发送数基本持平,这使团采伐指挥部的领导十分满意,他们都说曹团长为指挥部物色了一个能干的好小伙。
就这样,我带领驻甘河林业局验收组的同志们,一直工作到全团采伐队伍基本撤离后的4月18日凌晨,才乘火车离开甘河,回到团里。验收小组成员除了我和小金外,我记得还有上海知青陈洪新、徐锦成、张德华,本地青年齐祥运和孙令伍,天津知青王金利、徐年华、于长河、程立远,齐市知青张云龙等,我们在甘河贮木场的运材汽车前留下的合影,成为永远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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