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苏维埃而战的中国志愿兵

来源:新民晚报作者:新民晚报时间:2017-11-11 点击:

■ 红军在乌克兰的中国支队领导人李秀良

■ 红军第225团部分官兵合影，第二排右数第三位（着浅色衣服者）就是团长任辅臣

■ 准备开赴前线的红军中国营，他们的军旗上写着“俄共（布）万岁”

二○○七年出版的俄文专著《中国军团》封面，就选用了一九一九年同哥萨克白卫军斗争的中国志愿兵照片

■ 在伏尔加河流域参战的中国志愿兵

■ 1919年，《彼得格勒日报》以《人民武装》为题报道中国国际营

　　
50年前，苏联上映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神出鬼没的复仇者》，讲述一位吉卜赛男孩为父报仇，打入白卫军内部的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布利亚辛的原著《红小鬼》里，他却是个中国男孩，十月革命胜利后参加苏俄红军。这个中国男孩只是真实历史的缩影，当年曾饱受压迫的数万华工聚集在红色旗帜下英勇奋战，他们的事迹是如此伟大，后人每每面对他们的纪念碑时都会热泪盈眶。
　　
1 被歧视的“伙家-伙家”
　　
华工进入俄国的历史，要追溯到1862年，也就是中俄签定《北京条约》之后，他们来到远东开矿。但数量最大的一批旅俄华工出现在一战期间，因为大多数俄国男性都送上前线，沙俄不得不紧急引进外国劳动力。1915年，旅俄华工有4万人，1916年为7.5万，1917年达到20万，并且都是合法移民。
　　
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人通过合法途径涌入俄国呢？沙皇可不讲什么共产主义，他手下的部长们是从“美国先例”中算出一笔精明账。多年来，美国奴役廉价华工，他们修建了许多重大工程，得到的报酬却很少。沙俄如法炮制，以高薪诱骗赤贫华工当苦力，这些人不酗酒，能喝下像刷锅水一样的清汤；在包工头面前，他们总是老老实实地服从管教；他们也不懂俄语，不用担心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宣传。俄国包工头把华工蔑称为“伙家-伙家”，实际是汉语“伙计”的音译。1917年，沙皇倒台，身在异国他乡的华工突然失去雇主，失去工作，也失去了生活来源，有家难回。
　　
2 雇佣兵还是志愿兵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注）不像沙皇官吏那样欺压华工，而是称他们为“阶级兄弟”。革命领袖列宁以“平等”和“平分土地”的口号对华工进行宣传，表示在苏维埃政权稳定后支持他们回国，解放仍受阶级压迫的亲人。布尔什维克还提高华工的社会地位，给予应得的尊重，有了尊严的华工可以为保卫苏维埃舍身忘死。
　　
华工的长处是团结、宗族观念强、遵守传统礼法、痛恨叛徒，很容易组织起独立、团结、纪律严明的作战部队。苏联作家戈尔斯基在纪实小说《冷崖》中写道：“中国志愿兵在讨伐行动中十分英勇，对待敌人像猛兽一样。”
　　
长期以来，企图抹黑十月革命的人总要找到所谓“证据”，强调参加苏俄红军的中国人是为钱而战的雇佣兵，其实在文学巨匠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里，主人公麦列霍夫就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参加红军只有极少的薪水，而每天都要冒着生命危险，要这点儿钱有什么用？连根毛儿都买不到。应该说，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
　　
事实上，中国战士得到的钱只能算津贴，因为这些钱很少，布尔什维克真正给他们的是平等的社会地位与自尊。以战斗英雄、红军第225团团长任辅臣为例，他在中国就上过中学和军官学校，他不仅自愿加入红军，还号召大量华工参军，并于1918年春组建了一个中国志愿兵团，该团以勇敢闻名，任辅臣在与高尔察克白卫军作战牺牲时年仅34岁，支撑他的绝不是金钱，而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信仰，列宁就称赞任辅臣是优秀的共产主义者。
　　
1919年，苏俄最著名的记者科利佐夫在《基辅之声》上发表题为《中国志愿兵日记》的特写，其中写道：“他们的营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个人都剪了短发，说起话来言简意赅，黝黑的脸上带着腼腆的微笑。今天他们就要前往伏尔加，向陌生、漆黑的房间里射击，去捣毁那些阶级敌人的堡垒……”
　　
3 战斗在辽阔大地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纠集俄国白卫势力反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苏俄组建了高达数百万人的红军，其中有30万国际主义战士，人数最多的就是中国志愿兵。
　　
苏俄红军第1军是列宁的近卫军，它组建了第一支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国际支队”，负责保卫领袖的人身安全，当时最靠近列宁的第一层警卫就是70名中国战士。
　　
红军第一支中国战斗营是由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组建的，亚基尔是一位化学家的儿子，毕业于瑞士最古老的巴塞尔大学，一战之初回国，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加入布尔什维克，迅速成长为中高层领导，还担任过红军罗马尼亚方面军特别集团军政委，随即组建了中国战斗营。亚基尔后来当上乌克兰军区司令员，他在《内战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对中国志愿兵的待遇问题非常关注，薪水发得很及时，伙食也不错。我和他们长期接触过，他们共有530人，都值得信任，跟随我们一直从乌克兰打到顿河，再到沃洛涅日。”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基辅特别营改编的“中国支队”也很出名，支队长是中国人李秀良（音）。1919年4月，李秀良支队参加乌克兰库列涅夫卡地区的战斗，镇压了富农叛乱。6月，支队在第聂伯河东岸抵抗邓尼金白卫军时牺牲了不少人，但掩护了主力部队转移。
　　
裴吉山则是契卡在捷尔斯卡亚的高层官员，他在那里组建了中国志愿兵独立第1支队。
　　
4 不可磨灭的记忆
　　
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苏联文学巨匠都写过关于俄国革命战争的小说，他们的作品里都谈到中国志愿兵。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第七章中讲到中国志愿兵在解放乌克兰时参战的情况：
　　
“彼得留拉（乌克兰白卫军头目）的败兵正沿着大路向西南车站逃窜，一辆装甲车在后面掩护他们，而通往城里的公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时，突然有个红军战士跳上公路，他卧倒在地，顺着公路朝前打了一枪，紧接着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即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好友）看见他们弯着腰，边追赶，边打枪，有个晒得黝黑、两眼通红的中国人跑在最前面，他只穿一件衬衣，端着一挺轻机枪，身上缠着子弹带，还挂着手榴弹，根本不找掩蔽物，一个劲猛冲猛打。这是打进城里的第一支红军队伍，谢廖沙高兴极了，他奔到公路上，使劲地喊了起来：‘同志们万岁！’”
　　
“谢廖沙出现得太突然了，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中国人正要向谢廖沙猛扑过来，但看到他是欢迎自己的意思，便停住了，转而询问：‘小伙子，彼得留拉的狗崽子跑到哪里去了？’”
　　
白卫军头目图尔库尔在《战火中的志愿军》一书中写道：
　　
“红军向西撤退，我们紧随其后，骑兵发起闪电般的冲击。可是我们的骑兵突然受到压制，红军里的中国人排好队形，以跪姿向骑兵射击，我们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的兵员，指挥官米哈伊洛夫斯基大尉也腹部中枪。”
　　
1918年12月25日至27日，高尔察克白卫军在特洛伊察村杀害了250名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伤员。后来，苏联政府在村外的希尔瓦河畔修建纪念碑，纪念碑几经风霜，现存纪念碑是2013年第三次重修的，每年都有大量华人到此拜谒。
　　
5 永远不会忘记
　　
1920年俄国革命战争大体告一段落后，多数中国志愿兵来到莫斯科，组成著名的“中国公社”。苏联史学家巴哈列娃记载，这些中国人聚居在今天莫斯科恩格斯大街的鲍曼地铁站附近，他们什么苦都能吃，生存能力极强。莫斯科每个街区都有中国人开的洗衣店，除了北京店、上海店和南京店，还有“中国劳动者”“国民无产者”“张利兴”洗染行等，里面的伙计几乎都是退伍兵。
　　
要强调的是，俄罗斯人没有忘记中国志愿兵的功勋，在罗斯托夫州、彼尔姆边疆区、北奥塞梯共和国、沃罗涅日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都建有纪念设施。特别是时至今日，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旁边，安放着朱可夫、高尔基、加加林等苏联名人骨灰的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墓地上，仍保留着一座大理石纪念碑，上面用规范的俄文镌刻着“张、王——1917年牺牲”，这是1918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列宁亲自揭幕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之一，这里安葬着苏俄革命期间献身的两位中国人，具体是谁，“张”什么，“王”什么，已无从考证，也许仅仅是冠以“张、王”两大中国姓氏以示纪念。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这就是中国志愿兵的无名烈士墓。
　　
中俄人民在十月革命和俄国革命战争时结下的战斗友谊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淡漠，此后在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在新中国建设中，中俄人民用鲜血浇灌的友谊之花开得更加绚烂多彩。到了新世纪，中俄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不断深化交流合作，为中俄友谊续写着光辉篇章。

为苏维埃而战的中国志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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