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别日本友好人士白西绅一郎

来源:网络 作者:徐静波 时间:2017-10-09 点击:

  记不得是在哪一年,哪一个场景,见到白西绅一郎先生。

  
只知道他很牛,与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握过手,拍过照片。
  他说他是“中国人”,因为故乡在广岛市,那里属于日本的“中国地区”。那一天,他拿出一张银行卡给我看,上面印着四个汉字“中国银行”——是他老家的地方银行,与北京的中国银行好不搭界。
  不管聊什么,老先生就喜欢把自己的一切往“中国”上扯,也难怪他,带着抹不去的“中国情结”,在过去的50年间,他去过中国600多次,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但一直留着台湾,说是要等到统一的那一天再去。
  白西先生5岁的时候,美军往广岛扔了原子弹,他没死,家没了。1960年,他考入了著名的京都大学,念得是东洋史专业。在大学里,白西先生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开始从事中日友好事业。因此很喜欢站在中国人的视角,讲述过去日本发动的那一场侵略战争。
  2009年10月,白西先生上厕所,便血。上医院一检查,查出了大肠癌。医生说,你得马上住院动手术。白西先生说:“得等一等,我接下来要接待一位重要的中国客人。”翌月,在接待完習/副/主/席(当时)访日活动之后,他终于被送进了医院。


  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助手给我的电话,说白西先生想见见我。我问在哪里,他告诉了我是“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病院”,我才知道,老先生得了癌症。
  医院在东京著名的鱼市场——筑地。老先生穿了一套病号服在走廊的小会客室里等我。见到我便说:“明天要动手术,有些不安,也不知道能否醒过来,所以想找你聊聊。你是日中交流的年轻一代,掌握着媒体,希望你能够挑起友好的重任。”
  老先生这么一说,我突然有些心酸,就像孩子听父亲临终嘱咐一样,使劲地点头。
  在医院里,白西先生第一次跟我聊起了他与中国的故事。
  大学一年级时,白西先生认识了一位华侨同学,两人谈到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话题时,那位华侨同学说:“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是应得的报应”。这一句话,让白西感到十分的震惊,原来中国人是如此看待广岛核爆事件。他并没有迁怒这位同学,而是开始反思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罪恶性。1965年,他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国际问题评论。1967年,认识了前首相石桥湛山,石桥先生邀请他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工作,石桥先生当时担任会长。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是中日两国未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对中国展开民间交流的一个半官方的窗口。
李总理在团中央工作时访问日本,在白西家住了一個星期。


 
 这一年5月,白西先生跟随石桥会长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我进协会不久,刚好在天津有一个科学仪器展览会,日本也派了一个团前去参展,石桥会长叫我一起去,因为我学了一点中文。”白西先生回忆说。当时中日之间没有航线,代表团先从东京坐飞机飞香港,在香港等候2天,拿到签证后进入深圳。“那时的深圳是一个贫穷的农村,啥都没有。从深圳坐汽车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坐上火车,记得坐了5天的火车,才抵达天津。”
  天津活动结束后,代表团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第三天,突然通知我们去中南海,在一个红柱子的房子里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突然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是毛/主/席。我们没有想到,毛/主/席会亲自会见我们,当时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最火热的时刻,中国人对于毛/主/席的敬仰之情也早已经感染了我们,所以当毛/主/席握了我的手后,真的是好几天都不敢洗手。”
  毛/主/席的会见结束后,白西先生作为国际红卫兵,参加了“大串联”,他与同伴们一起走遍了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实地了解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历程,认识中国国情。这一次的“大串联”,让他一直到晚年,还能用中文唱红歌。
  跟我聊完这一个故事的第二天,他就进了手术室。这一次,他没死。我再去看他,他说,想吃鳗鱼饭,但是医生不让他吃。
  出院后,刚好赶上圣诞节。我和几位中国友人一起请白西先生一聚,给他带去了一瓶绍兴酒。他咪了几杯,然后带我们去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酒吧,戴上圣诞老人帽,唱了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1970年,白西先生离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协助中日友好的大前辈冈崎嘉平太先生筹建日中协会。1975年,日中协会正式成立,白西先生出任干事,开始了日中友好的职业生涯,先后就任事务局长、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日中协会作为日本全国性的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主要担任政治外交方面的沟通工作,为推进中日友好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坚持30年带领日本友好人士到南京植树,培植樱花林,为当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赎罪。甚至带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访问“南京大屠杀”事件纪念馆访问,以此来教育更多的日本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今年5月,白西先生给我电话,说日中协会要举行讲演会,叫我讲一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和采访今年中国两会的情况。那一天演讲,他一直在边上躬着背站着。我实在不忍心他的辛苦,几次请他坐下,他坚持了好久,才回到座位上落座。
讲演结束后,他一定要叫我去喝一杯,许久没有看到他,发现他消瘦了许多。离开会场时,他手里推了一个小旅行箱,我说我帮他推,他说不行:“这是我的拐杖”。餐馆上楼时,他需要紧紧地扶助楼梯的扶手,才能一步一步地往上挪。我要去牵他的手,他坚决不让,坚持自己挪上二楼。
我下意识地拍了一张白西先生的背影
我给白西先生播放喜马拉雅“静说日本”节目,他说中日国民相互理解太重要。
  即使如此步履艰难,凡是中国人搞的活动,无论是画展还是演出,甚至是日语学习班,同乡会成立大会,只要邀请他,他一定会努力到场,并大声致辞。在日本的中国人,都喜欢叫他“お爺さん”(老爷子)。
  昨天(10月7日),白西先生从东京坐新干线赶到大阪,参加大阪华侨社团组织的中秋明月节活动的剪彩仪式。夜晚,白西先生回到下榻的酒店,倒在浴室,第二天上午才被发现。就这么走了。77年的人生,就这么画上了句号。
  我听到这一消息,拼命地拨打他的手机,希望有他的回音,但是手机语音一直提示:“对方已关机”。
  白西先生的好友木村先生给我来电,我说,过几天,我要去北京采访中共十九大,我会带上白西先生的照片,在人民大会堂为他留个影,最后去一趟他热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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