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与“白种垃圾”的出路
来源:网络 作者:郭松民 时间:2017-10-03 点击:
截至美国当地时间10月2号下午1点，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已经造成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枪击案。
500多人伤亡的总数，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从3月20日打响，到4月15日小布什宣布控制伊拉克全境，美军也仅仅伤亡了500多人。也就是说，这次枪击给美国造成的伤亡相当于一场中型战争。
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确认枪手为64岁的白人男性史蒂文·帕多克。警方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并没有记录显示帕多克同恐怖主义有牵连，对帕多克的家进行搜查发现“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住宅”。
帕多克的弟弟在枪击案后接受FBI探员询问时表示，“他平时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暴力倾向，连人都没打过，没有加入过任何政治组织或宗教团体。”
凶手是“一个普通的白人”，这一点被许多人注意到了。喜欢“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哀悼枪击案中的死难者。然而，被顶在最前面的，得到最多评论、点赞和转发的是这么一条“好心提醒”特朗普的回复：“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枪手是白人男子，并不是穆斯林？”
凶手非黑人、非穆斯林、非拉丁裔、非亚裔，而是被特朗普视为美国社会中坚的白人，这无疑会让特朗普感到尴尬。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这一惨案和肤色、信仰等有关，一切结论要等待美国警方的调查结果。不过，借这个机会盘点一下作为特朗普基本支持者的美国底层白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也是必要的。简言之，这个群体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沦落，很可能是美国社会越来越不安全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美国自立国以来，新教白人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主导力量。按照美国最有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亨廷顿的说法，新教白人承载的白人本土文化，即盎格鲁-新教文化，赋予了美国国家特性，是美国之所以是美国的决定性因素。新教文化，加上由英国继承来的法治和社会契约传统，最终使新大陆后来居上，超越欧洲旧大陆。
但特朗普2016年出人意料的依靠“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白人民粹主义口号当选总统，却从一个侧面揭示新教白人的贫困化，已经使这个群体日薄西山，难以为继。
2015年，美国历史学家南希·伊森伯格出版了《白种垃圾》一书。伊森伯格在书中直言，贫困白人已经成为美国一个单独的族类，正如他们源源不断五花八门的新绰号：沼泽居民（Swamp people）、红脖子（Rednecks）、白种黑人（White niggers）、废人（Waste people）、食黏土者（Clay-eaters）……等等。
伊森伯格尖锐指出，所谓“美国人幸运地没有重蹈英国覆辙，免于阶层固化”不过是一个神话。事实上，无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先驱洛克、托马斯·潘恩，还是托马斯·杰斐逊，都对穷人的困境不屑一顾，美国神话的中心人物永远是富人。美国政治学学者马丁·吉尔森和本杰明·佩奇对约1800份政策提案的研究表明，只有最富有的10%美国人支持的那些提案最终变成了法律。富人对政治的主导导致了剩下的所有美国人都被剥夺了，但对贫困白人来说更加致命。
“致命”的含义是什么呢？今年3月的一期《经济学人》周刊，引用美国著名社会经济学家安吉斯·戴顿（Angus Deaton，诺贝尔奖得主）夫妇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在所有发达国家及美国其他族群的死亡率不断下降之际，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却自2000年以来持续攀升。美国45岁至54岁白人群体的死亡率，已经超过欧洲同一年龄组的两倍。
更关键的是白人死亡率上升的动因──酗酒、自杀、毒品。尤其是毒品过量致死，已经成为美国贫困白人群体的一大死因。
许多中国人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以为美国吸毒者主要是黑人和拉丁裔。但实际情况却是：黑人是美国国内毒贩的主体，而拉丁裔是从南美长途贩运毒品的主力，白人群体则构成了毒品的最大消费市场。美国监狱人口比率世界第一，其中黑人比率超常，与美国着重打击毒贩有很大关系，但这一政策也掩盖了毒品消费者主要是白人的情况。
按照美国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字，仅2015年，美国毒品过量致死的人数就达到52404人，几乎与越南战争10多年的美军阵亡总数（56000余人）相当。其中白人每10万人口鸦片类毒品过量致死为5.3人，是黑人（2.1人）的两倍半，是拉美裔（1.5人）的几乎三倍半。
死亡率飙升，特别是毒品致死率高涨背后的社会原因，是美国白人，主要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蓝领白人群体的整体性沦落。
美国蓝领白人的不幸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撒切尔革命”的展开，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将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了工资更为低廉的第三世界，包括中国，蓝领白人因此大量失业。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美国梦承诺的流动性越来越虚无缥缈。地区发展也开始失衡，全球化促进了美国沿海中心城市的繁荣，但南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却未从中受益。
对贫困白人来说，最可怕的还不是贫困，而是绝望。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时说：“随意走进宾夕法尼亚州的小镇，你就能看到中西部小镇普遍的情形。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持续25年毫无变化。克林顿、布什领导的每一届政府都说要让这些地方焕发新生，但最终仍是老样子”。但奥巴马的8年任期结束后，这里不仅仍然毫无变化，甚至更加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贫困白人开始沉迷在毒品中寻找虚幻的安慰，非婚同居和婚外子女大量增长，美国文化最为重视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亨廷顿夸的像一朵花一样“新教文化”也从社会主流降格为多元文化中的一支。安吉斯·戴顿夫妇在研究中发现，贫困白人这个群体特别容易绝望，因为“对他们生活的叙事”已经不复存在。
《经济学人》的报道特别指出，虽然欧洲白人也在经历同样的社会经济危机，却没有出现如此高涨的“绝望”死亡率，唯一的解释便是欧洲的福利制度远胜美国。
《经济学人》为美国开出药方：要改善中下层白人每况愈下的处境，只有增加社会福利和通过教育来强化他们的竞争力。但是增加社会福利和政府教育开支，在特朗普和把持美国国会的共和党看来，完全是民主党主张的“社会主义”。
美国已经枪声四起了（据统计今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天发生一起枪击案），但美国的精英阶层还是如此顽固的反对“社会主义”（尽管这种“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只是与新自由主义相比不那么残酷而已），看来真的是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了。
今年美国上映的新片《三个老枪手》（又名《抢钱耆兵》【点击阅读】），把摆脱困境的出路设定为“抢银行”。如果抢银行也不能解决问题的话，说不定他们会考虑上井冈山了。
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难道下一轮的社会主义革命会从率先从美国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