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近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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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9年1月，15名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河，其中包括习近平在内的6名知青分在二队。这6名知青，最初全都挤到张青远和刘金莲夫妇家的一孔窑洞里，在一个铺炕上睡觉。不到一年，他们又搬到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住。后来搬进了新挖的知青窑洞。一开始，队里派人专门给知青们做饭，灶房设在张卫庞家的窑洞里。离开梁家河前，北京知青只剩下习近平一人，他又在张卫庞家搭了将近一年的伙。
　　这一组访谈，通过张卫庞和两位房东吕侯生、刘金莲的讲述，我们可以走进当年，看看习近平是如何与梁家河村民融合在一起的，他又是怎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采访对象：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吕侯生、刘金莲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第一次2016年2月27日，第二次2016年12月29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刘金莲家

　　“再糙的饭近平也吃得香，再穷的人近平也看得起”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您和他在一个生产队，平时吃饭、劳动都在一起，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交往的事情。
　　张卫庞：近平到梁家河来，比我到梁家河还早一个多月。我之前是马家河乡庞家河村的，1969年2月，我成了梁家河的上门女婿，就到梁家河村来了，见到了已经在梁家河下乡一个多月的近平。
　　我当时来的时候，近平他们二队知青一共六个人，都住在刘金莲家的一孔窑洞里;我也是二队的，他们做饭的灶房设在我家一孔窑洞里，队里派了人来专门给他们生火做饭，所以我们每天都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打交道挺多的。
　　我的老丈人叫张贵林，他是老共产党员，也是梁家河的老书记，从1935年到1960年一直都是梁家河的村支书，经过的事情多，在这个村里有威望。近平经常来我们家，找我老丈人聊天。
　　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接触多了，我们就熟悉了，彼此交流也就多了，关系越来越好。我没事就跑到近平的窑洞串门，找他拉话。我最爱听近平讲故事，我是个大老粗，啥都不懂，也没看过啥书，就会瞪着眼睛听他讲，一听就是大半晌，当时就觉得他讲的故事太有意思啦!现在我还记得他讲过《红楼梦》等等。有时候听的时间长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近平就做下饭(陕北方言，做好饭)，让我跟他一起吃。
　　采访组：习近平在您家里住过吗?
　　张卫庞：没有。他在我们梁家河总共住过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刘金莲家，第二个地方是吕侯生家，第三个地方是村里的知青窑洞。近平两次搬窑洞的时候，我都过去帮忙了。搬窑洞的时候，才知道他的书可真多!
　　近平当我们村的支书时，村里的知青都走光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每天既要忙村里的事情，又要参加队里的劳动，根本顾不过来做饭、刷碗，就对我说：“我到你家里去吃饭，你看咋样?”我说：“行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人口多嘛!”近平主动提出到我家来吃饭，我当然欢迎了，可心里又有些担心，我家里当时一共六口人：一个老人，我们夫妻两人，还有三个娃娃，我怕家里人多吵闹得厉害，怕近平吃不好饭。
　　近平把他每个月分的40斤粮都交到我家。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婆姨做什么，他就跟我们一起吃什么。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再糙的饭他也吃得香，再穷的人他也看得起。
　　就这样，近平在我家里吃了将近一年的饭，一直到他上大学离开梁家河。
　　说起来，近平在我家，还调解过我家里的矛盾。
　　有一次，我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婆姨吵起来了。那次，我脾气很大，我婆姨也上来了倔劲儿。我俩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给谁台阶下，咋也弄不好。这一气儿，我们就别扭了好几天。
　　我和我婆姨虽然没当着近平的面吵过，但是他经常在我家吃饭，看到我们别别扭扭的，话也不说一句，互相之间瞅见对方都歪脖子瞪眼的，近平自然就有所察觉。
　　他就问我：“卫庞，你跟你婆姨闹啥咧?”
　　我含含糊糊地说：“没闹啥……”
　　近平说：“我也不打听具体啥事了。反正你们谁对就是谁对，谁错就是谁错，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你们不用较劲，该讲道理讲道理。反正，卫庞你这人有挺多毛病，你该改的毛病你就要改。你婆姨这人可是相当不错，干净、利索、勤快，把家务活儿干得这么好，把家里人照顾得这么好，让你可是省了不少心，你还跟她吵，这可不行。”
　　我点点头说：“近平，你说的对，我应该跟她讲和。”
　　近平说：“讲和行!你主动找她拉拉话，没啥不好解决的。”
　　我们农村，不像城市里，城里人文明程度高，男人“怕”老婆，其实那不是怕，是平等，是尊重。但是乡下就不一样，特别是过去的农村，大男子主义盛行，男的不仅不会让着婆姨，还总是对婆姨盛气凌人，呼来唤去的，打自己婆姨也是常有的事儿。本来我琢磨着，我一个大男人，在家里一直是我婆姨她先服软。可是这回，近平既然找我谈了，我就想：“我俩与其这么僵着、等着，不如我先放下面子，跟她妥协吧!”于是，我找了个机会，跟我婆姨说话，我婆姨挺聪明，见台阶就下，她也就理我了。我跟她谈了谈，把话说开了，矛盾就解决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其实，根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近平说的“没啥不好解决的”，而且近平也提醒我要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比如脾气不好，比如爱喝酒。我以后对这些方面更加注意，家庭关系一直很和谐，以后再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采访组：你们每天都吃什么饭?
　　张卫庞：每天早上就是做团子，团子是用玉米面和糠做的。下午就是面，有时候是豆子面，有时候是高粱面。麦子面七八天才能吃一回，当时就是缺少这东西嘛。
　　采访组：吃饭的时候有菜吗?
　　张卫庞：有酸菜嘛，近平那次回来后就说，很久不吃梁家河的酸菜还很想吃呢。
　　采访组：酸菜是用什么做的?
　　张卫庞：就是白菜和黄萝卜，切碎之后腌上它，酸的嘛。
　　采访组：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酸菜吗?还是有的时候才能吃上?
　　张卫庞：酸菜基本能吃半年，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都没有新鲜蔬菜，就吃酸菜嘛。等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就不吃酸菜了。
　　采访组：当时能吃到什么蔬菜啊?
　　张卫庞：就是黄瓜呀，洋柿子(陕北方言，西红柿)，茄子，辣子，都是个人种的，不掏钱。
　　采访组：当时炒菜有油吗?
　　张卫庞：那时候油太少了，基本上就没啥油，就把山上的杏摘下来，把杏核砸开，再把里头的杏仁压碎，锅烧热后倒进去炒一下，就算有点儿油，炒菜就用这东西。
　　采访组：您后来和习近平还有联系吗?
　　张卫庞：近平走的时候，送给我两条棉被，两件大衣，还有一个针线包。这个针线包是近平来插队时，他妈妈给他做的，上面绣着三个字“娘的心”。在那个年代，没有钱买新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是缝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针线包可以装一些针线用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不像现在，新衣服都穿不完，没有谁还穿有补丁的衣服。
　　近平给我的棉被和大衣，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都用旧了。唯独那个针线包，我一直珍藏着。我是个庄家汉，粗枝大叶，也不懂啥大道理，就觉得近平是我的亲人，就想存着这个针线包，留个念想。这个针线包，我保存了38年，直到2013年才捐给了县里，交给国家保管。
　　近平走了以后，我们家都说你给近平写个信，我说我没事我不写，不要去打扰人家。我就是这个想法。
　　1993年近平回梁家河的时候，我终于见了他一面。当时我在山上种麦子呢，听说近平回来了，就赶紧从山上跑回来了。跑到山后腰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近平。近平见了我，也不嫌弃我一身泥巴，一把就拽住我问长问短，我激动得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还给家家户户都带了报时钟、紫菜、茶叶，临走的时候给我撂下了名片，让我有困难就去找他。
　　2015年2月他回梁家河的时候，我和村里十来个人到村口等，看见他下车，我就跑了过去。隔了这么多年，他一下子认出了我，还像原来那样拍我的肩膀，叫我的名字，问我生活条件咋样，吃些什么，有多少娃娃。我就说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肉不断，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
　　紧接着，近平问我：“卫庞，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主要做什么?”
　　我说：“近平，我现在生活还不错。我有五亩坝地，种点粮食和蔬菜，自己吃。我还有十亩果园，现在收入全都靠这个果园。”
　　近平问：“你这果园能挣多少钱?”
　　我说：“都是小树，去年是第一年挂果，卖了两万四千块钱。”
　　近平说：“你这一年投入的成本是多少?”
　　我说：“很多管理都是镇上免费帮助搞的。除此之外，我自己投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人工工资等成本是一万二。”
　　近平说：“刚挂果就有一倍的利润，还不错。”
　　我说：“是。明年会更好，成本不会再增加多少，但是销量会翻一倍，再过几年到了盛果期，收入就会更高。”
　　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哎呀，卫庞，那你发了吧?走，领我到你果园去看看!”
　　我说：“好!”
　　近平是2015年春节前来的，现在是2016年了，当时我跟他说的“成本基本不增加，销量翻一倍”已经实现了。2015年我投入的成本是一万四千块钱，收入是五万多块钱。
　　过去，近平当我们村支书，我们有干劲，有奔头;现在，近平当全国人民的主席，当全党的总书记，我们更有拼劲，更敢闯了。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种果树，还在搞“苹果合作社”。近平在拼搏，我们也在拼搏，大家都努力嘛，咱们这国家肯定越来越富强。

“ 近 平 给 我 治 腿 病 ”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曾在您家里住过很长时间。请您讲讲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形。
　　吕侯生：近平来我们村插队的时候，分在二队。我们这山沟沟非常闭塞，突然来了知青，大家都觉得新鲜，都过去看看。刚开始，他们说话，我们都听不太懂;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太懂。后来，一起劳动，就慢慢熟悉起来了。
　　近平他们从刘金莲家里搬到我家来住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去世早，就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家里有富余的窑洞，他们搬过来住之后，我和近平他们朝夕相处，就更熟悉了。
　　采访组：在一起住的时候，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吕侯生：近平特别爱看书，他的炕上都是书，一得空闲，就捧着书看，干了一天活，累得不行，他还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
　　有一次，近平晚上看书到很晚，我就在旁边一边抽烟一边陪着他。结果看到半夜，近平肚子饿了，当时也没啥吃的，我们俩就煮玉米吃，把一碗玉米倒进锅里，煮了半晌，以为熟了，其实还是夹生的，我们就把这碗半生不熟的玉米给吃了。
　　我是1955年生人，那时候14岁，比近平小2岁。因为我没上过几天学，不识字，年纪又小，没啥见识。我心里就想，近平拿这么多书，死沉死沉的，也不能蒸着吃，也不能煮着吃，成天看这些书，有啥用呢?
　　乡亲们都知道近平看书多，肚子里的墨水多，就经常到他住的窑洞来，跟他拉话，让他给我们这些村里人侃大山。近平给我们讲北京是什么样的，有什么名胜古迹。我们原先都是从那些宣传画上看到过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颐和园，等等。听他一讲，我们印象就更深刻了，还知道了很多宣传画上没有的地方。
　　我们问近平，北京的汽车多不多?近平说，北京汽车挺多的，不但小轿车多，吉普车、大卡车、面包车也多，还有那种大公共汽车，定点停靠，买票上车，车上能乘坐几十个人。当时，我们村里人到过县城的都很少，见过大客车的更是寥寥无几，听了近平的描述都很吃惊。
　　近平还跟我们说，咱们国家还不是发达国家，首都北京的汽车还不算多。有的发达国家的大城市，路上全都是汽车，因为车太多，堵得都走不动。我们当时听到近平这样说，简直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外面的世界竟然是这样的。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您和他还有什么联系吗?
　　吕侯生：1993年，近平已经到福建工作多年了，他抽空回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我与他见上面了，他还给我留了一张名片。
　　1994年，我修窑洞的时候，被窑洞顶上掉下来的一块石头砸了右腿，因为没有及时治疗，右腿后来就患上了骨髓炎。等到病情严重，我才到医院去治疗，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是没有治好。
　　那时我修窑洞，本来手头就很不宽裕，这治病又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欠下很多外债。而且，因为病没治好，腿的病情也一天比一天重，后来到了严重的时候，走路已经不能受力了，需要拄拐。
　　当时，我真是走投无路，再不治疗，恐怕就活不久了，我的妻子儿女可咋办呀?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到向近平求助，给他写了一封信。让我没想到的是，近平直接就给我寄来了500块钱的路费，让我到福建去治病。我接到这个汇款啊，心里特别感动，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是第一次离开梁家河，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从延安坐火车去福州。好不容易到了福州，见到了近平，近平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这心里顿时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近平真是救了我的命。
　　近平很快就联系医院帮我治疗。他平时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但他只要在福州市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到医院来看望我。
　　有时候，我心里觉得不安，我问起他医疗费的事，近平对我说：“侯生，给你治病，花多少我都愿意。”其实我心里清楚，九十年代初，咱们国家普遍工资都挺低，近平的工资也并不高，他没有多少积蓄。给我看病花的这些医疗费，大多都是彭丽媛老师的钱。
　　我在福建治疗，腿当时恢复得不错，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不知道花了近平多少钱，大概有几万块吧，我当时也无力还给他，即使给他，他也不会要的，我只有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我回到梁家河之后，又过了几年，没想到病情又复发了，这次更为严重，腿保不住了。1999年10月底，我在山西做了截肢手术，近平知道这个事情后，又替我支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转年，我到福州去看望近平，表达我对他的感谢，那时我已经用上了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精神很好。近平见到我，非常关心地俯下身体，看我的假肢，还用手反复摸，好像是看看这假肢的质量好不好。之后，近平很高兴地对我说：“侯生，你的大难过去了，咱们一起合影留个纪念吧!”
　　我现在生活挺好的，儿女也都长大了，他们现在都到外面工作了。每次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对他们说：“我的这条命可是近平救下的!”
　　2015年2月，近平回到梁家河的时候，还到我家里坐了一会儿。当时他一进到这间熟悉的窑洞，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很自然地坐在炕边。我也坐在炕边，跟近平拉话，拉这农村的变化，拉现在的生活。曾经点着煤油灯看到半夜，经常熏得脸上都是黑的近平，最关心的永远都是大家过得怎么样，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如何。他的心总是和我们老百姓在一起。

　　“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采访组：您好!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您家窑洞门口的窗台上摆着几双布鞋和鞋垫，做得很好啊。那是您自己做的吗?
　　刘金莲：对，那都是我做的，谈不上做得多好看，但是肯定结实，耐用。去年(指2015年)春节前，近平回来，我还送给他两双布鞋，几副鞋垫，都是我亲手做的。他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梁家河上山受苦(陕北方言，泛指下力气干农活、体力活)，和我们农民一样，都是穿这种布鞋，鞋穿坏了，我就给他做新鞋穿。那时候他和几个北京知青，就住在我家靠南边的一孔窑洞里。当时我也年轻，做的鞋也算不上好，我做完了，近平就拿着穿上，一点儿也不挑。我不光是给近平做过鞋，这边住的几个北京知青，我都给做过。
　　采访组：那几孔窑洞，您现在还住吗?
　　刘金莲：我现在不住了。前年(指2014年)腊月十八，我就搬到上面(指她家院子里，地势略高的一孔窑洞)来了。那几孔窑洞，是几十年前打的老土窑，现在潮的不行，我年纪大了，耐不住，就搬到上面来住了，这里强一点，不潮湿，光线也好。
　　那几孔窑洞现在没人住了。不过，2015年1月13号，几个当年的北京知青戴明、王燕生、杨京生等回来看我，看梁家河的乡亲们，又在那里住了一宿。我跟他们拉着话，一转眼就到下午了。我说：“你们今天还走啥嘛。在我家住下吧。”他们说：“好啊，我们就还住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个铺位，找找当年的感觉。”他们都是在北京住大高楼的人，现在住这个又潮又冷的小土窑，却非常高兴。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按他们的话说：“这个纪念意义，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住下以后，我给他们拎一壶热水过去，还跟他们拉了几句。他们中间有个铺位空着，我就说：“这个是近平的铺位，你们还记得吧?”他们说：“当然记得了!近平现在可忙了，也不知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来看看。”
　　说来也巧，这几个北京知青走了整整一个月以后，2月13号，近平就来了。近平也把我家记得清清楚楚，我去迎接他到我家来，他一跨进院门，看见熟悉的那几孔窑洞，就指着最靠外边的那孔说：“我刚到梁家河时，就住这间。”然后，他又指着另外两孔窑洞对我说：“你达(陕北方言，指父亲)你妈住这间，你们两口子住那间。”我说：“对呀，这么多年你都没忘。”近平说：“那咋能忘。你们两口子新婚那年，我们这些知青还来闹过洞房呢。”
　　采访组：您结婚大概是什么时候?
　　刘金莲：就是近平他们到梁家河来的两三个月以后。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这些北京的娃娃第一次见到我们农村办喜事。他们都是年轻人，喜欢热闹，当天他们就来闹洞房了。不光是二队的这六个知青，一队的北京知青也来了，还有村里人，人可多了，特别热闹。
　　我结婚之后，北京知青还是住在我们家。近平这人性格非常好，对人慈平(陕北方言，意为待人亲切，随和)，他说话也亲切，跟我和我老伴儿关系都很好。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采访组：习近平在您家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刘金莲：近平和我们相处得可好了!他管我妈叫“干妈”，我妈特别喜欢他，觉得这后生知书达理，有文化，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想着“给近平端去点儿”。
　　我们有了娃娃之后，知青就不在我家住了。有空的时候，近平就来我家里转转，看看我家里的老人，抱抱我家里的娃娃。
　　平时，近平很喜欢小孩，也经常带我家的娃娃一起玩，我家的几个娃娃都跟他感情非常好，成天跟着他玩。1975年，近平走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六岁了，娃娃不懂事，一直哭，拉着近平的衣服，不让他走。
　　采访组：习近平后来两次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您都和他见面了吗?
　　刘金莲：都见上面了。1993年，近平回来一次。那时候我老伴儿还在世，他们两个人见面，都很激动。我老伴儿和他拉话的时候说：“近平，你回来了，怎么不把你家里的(陕北方言，意为妻子)带回来?”近平说：“她这次有事误下了，下次我把她带回来。”
　　2015年，近平回梁家河来，彭丽媛老师和他一起来的，近平跟乡亲们介绍说：“这就是我婆姨(陕北方言，意为妻子)。”
　　当时正好是春节前夕，近平给乡亲们采办了很多年货。给我家里带来了面粉、油、十几斤肉，还有一副春联。
　　近平到我家来的时候，和我拉话。他说：“你住在哪儿了?”
　　我说：“我现在住在上面这个窑洞了。我老伴已经去世了。”
　　近平听说我老伴去世了，心里很难过，他说：“是得啥病走的?”
　　我说：“是得了哮喘病，肺气肿。”
　　近平叹了口气，说：“唉，也不是很严重的病，怎么没治好呢?”
　　我说：“当时家里经济困难，儿子结婚，还有很多事情，家里没有钱了。我当时也没给你打招呼，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现在生活咋样?”
　　我说：“我现在生活可好了。吃的，穿的，用的，啥都够，我身体也挺好。”
　　这时候，我给近平介绍我的大女儿，就是当初拉着近平衣服，不让他走的娃娃。
　　我说：“这就是彩云，你看现在是不是长大了?”
　　近平看到她，高兴地笑着说：“哎呀!你可真是长大了!”
　　临走之前，近平跟我握手。他说：“等我有空，有时间，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说：“好啊，近平，有空就常回来。”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