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1、知青故事 《 阿 明 的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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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晓歌
（一）
我们一批曾经在一起上山下乡的插兄插妹们，在新千年到来之际， 相约一起回第二故乡去看看。我的老同学、如今在一家服装公司任党委书记的阿明来电话说，他实在太忙，走不开，去不成江西，托我捎去对老表的问候，并要我一定帮他带一千元钱去，捐给村里小学校图书室，让孩子们多看点书，多增长点知识。我说，我们讲好的，每人一百八，就可资助一名儿童上学。你不用拿这么多，再说你当年那样的经历。难道没有一点怨恨？可阿明坚持要拿一千元。他说，人不能生活在仇恨里，要给下一代以爱的教育。当年的那些事，还不是愚昧、落后造成的？我说不过阿明，只好照他的意思办。
回到金鸡岭，我们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当年认识的老表和他们的子女都来了，大家说啊，笑啊，叙不完的旧，道不尽的情。我们就拿出带去的礼物、食品，分给大家。我拿出阿明的一千元钱，交到村长手里。很巧，四十岁的村长曾是我的学生，也是阿明当年师傅的儿子。村长连声感谢我们，特别感谢没来的阿明。他说，不容易，不容易啊。难得阿明还惦记着我们。
在村长办公室，我看到有个老者胡子拉茬，头顶溜溜光，头发稀疏，很面熟。村长对我们说，这是当年碾米房的常师傅。因为常师傅没有子女，所以村里照顾他，给村长办公室值夜班，拿点补贴。 我刚要伸过手去与常师傅握手，不料常师傅低下头急急忙忙离开了，让我觉得很诧异。晚上喝酒，大家叫常师傅一起来，他说什么也不肯。我和村长到值班室去硬拖他，左拉右扯，好歹把他请来了。他一落座，举起酒杯，两行老泪就滚落了下来。他一口气喝完了我斟的米酒，站起来，仰着头声音颤抖地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该死，我有愧啊！
我慌忙请他坐下，让他有话慢慢说。常师傅说，我对不起你们知青，我对不起阿明他们，我害惨了阿明这娃崽啊！ 众人摸不着头脑，我却明白，终于等到了水落石出的一天，心里暗暗为阿明高兴，也为阿明叫屈。——阿明，你远在上海，听到了吗？
说来话长。
（二）
当年，阿明是知青中公认的“英俊少年”，就是时下女孩们所谓的“帅哥”。阿明那一对乌亮的眼睛嵌在两条浓眉下面的黑眼眶里，脸颊的两边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清秀的脸上老是挂着淡淡的笑容。十八岁的阿明还有一副充满磁性的好嗓子，很爱唱歌。瘦高个儿的士彦和矮矮胖胖的阿佳与阿明都是我们一个队的，他俩是阿明的好朋友。三人总是形影不离。
1970年，那是我们上海知青下乡后的第二个年头。秋收大忙结束后，阿明、阿佳、士彦三人向队长请了假，准备去山外的火车站托运樟木箱。那是他们请木匠打的，想运回上海，因为他们都有弟弟妹妹也要上山下乡。
一大早，他们来到碾米房，问碾米房的常师傅要了几张空白发票，匆匆忙忙填上金额。因为那时候公路检查站有规定，竹木器往外运要有发票，可阿明他们自己打的樟木箱哪有发票？只好动了这个脑筋。然后，他们便搭上拖拉机去了离队三百多里外的火车站托运樟木箱。
阿明他们走后当晚队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碾米房失窃了。据碾米房唯一的工作人员老常说，他放在抽屉里的公款少了五十元。五十元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是一个人半年的口粮款啊！他大呼小叫地喊来了大队干部，干部们便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当即向公社汇报。第二天公社便来了一行人，把碾米房团团围住，进行现场勘察。可抽屉又没有被撬窃的痕迹。
一行人随着老常的指引，在碾米房的后山墙上找到一个塑料鞋底的脚印。长根便推测窃贼肯定是从那里爬进去的。当时除了上海知青，本地人很少有塑料鞋，而三个知青一同外出，也很像畏罪潜逃。很快，一行人来到男知青寝室，在阿明床底下找到塑料鞋。拿去在后山墙上一核对，果然如出一辙。专案组很快决定，立即前往县城捉拿阿明他们。
那天掌灯时分，阿明他们被押回大队部，全村人都知道了。祠堂成了公堂，三个知青被五花大绑吊在柱子上。阿明平时聪明勤快，秧插得好，地耙得好，老表们挺喜欢这个“阿拉”，甚至有几个细妮还暗暗把阿明当成心中的白马王子，经常爱跟他开个玩笑，打情骂俏地逗他。这会儿听说阿明犯了事儿，大伙儿都将信将疑，纷纷涌向祠堂。我和其他知青们也都被叫到祠堂去“受教育”。
二十分钟过去，审讯毫无结果。阿明他们三人矢口否认偷了钱，一口咬定失窃的案子与自己无关。围观的人有不少也在窃窃私语。站在一旁的女知青班长小刘悄声对我说：“我看阿明不会干这事，他在学校是中队长，来农村以后也从不乱吃乱花，怎么会去偷钱呢？”生产队长老陈平时跟阿明关系不错，心疼地走过去对阿明说：“你个阿明，咋这么糊涂，你娃仔要是缺钱花，找我不成吗？咋干这事？眼下该咋哇就咋哇，早哇清了才好。”长根作为受害者，义愤填膺，激动地鼓动干部们要严加盘问，给点厉害，说最好是分开审讯，否则他们不会交代。
于是阿明他们被分别押往三个家族祠堂，分头审问。专案组的人拿着纸笔等着记录，老常和两个远房侄儿一起动手，用粗麻绳把阿明吊在大梁上。阿明两手被反绑着，两脚悬空，离地一尺多高，疼得他忍不住大叫起来。可他仍坚持说什么也没拿过。干部们说，证据都有了，还抵赖什么！老常又叫来了两个身强力壮的老表，用碗口粗的大棒开始狠命抽打阿明。阿明发出凄切的叫声，身体在半空中摇晃挣扎，景象很可怕。我们几个被强行喊去“受教育”的女知青看不下去，想悄悄离开，可老常他们看见了，硬不让我们走。
这时候，门外有人进来传消息，说是吊在另一个祠堂的阿佳已经招认了。说是他在外面放风，由阿明爬墙进去的。专案组人员见阿明还不招，又派人找来了知青排长老王对阿明“劝降”。显然老王已经被找去谈过话，他丝毫没有流露出同情阿明的语气，而是冷冰冰地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你要争取坦白从宽，否则就要从严；阿佳已经招认，我看你也不要再僵下去了，我们上海知青的影响也搞坏了。
此刻又传来消息，说吊在另一家祠堂的士彦也招了。说他们是趁长根不注意，偷配了钥匙开门进去的。当然，这消息没对阿明说。知青负责人老王说，阿明，算了吧，你再顶下去也没用了，他们都招了，你还是照实交代了吧，我还可以叫他们宽大，否则我可帮不了你了。
阿明悬挂在半空中的双腿晃荡了一下，停了好大一会儿，终于无可奈何、气息奄奄地说，钱是我一个人拿的，不是阿佳他们干的，与他们两人无关。
老常气呼呼地嚷道：快说，是不是你翻墙进去，让阿佳他们在外面望风？专案组的人说，让阿明自己交代。
阿明迟疑了一会儿说，我是用钥匙开进去的，是上海带来的万能钥匙。专案组人员没听懂，站在一旁的蓝会计指着我说：“这是上海阿拉，她懂，问她。”我只好把阿明的话“翻译”过去。专案组人员听了，叫把阿明放下来。蓝会计笑嘻嘻地拎起我的小辫子说，你要是偷了更好审，辫子一拎，还怕你不交代？我吓得赶紧往外跑，这时阿明也被放倒在地，准备押往大队部去。
回到寝室，我心有余悸。同队的女知青阿玉对我说，阿明也真是的，缺钱不问我们借，怎么去偷？为了五十块钱，命都要送掉了。班长小刘却说：你们也太天真了，竟会相信。你难道没听阿明讲的跟阿佳、士彦交代的都不一样？跟老常他们发现的也不一样？阿明是那种人吗？
我一惊，难道是屈打成招吗？那谁又是真正的作案人呢？鞋印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暗暗猜想。小刘说，我看老常就很可疑。他香烟老酒不断，哪来那么多钱？阿玉也说，老常上窜下跳最起劲，他说少了钱，谁证明？监守自盗也说不定。小刘说，没证据，谁敢说是长根？我说，可惜阿明他们已经招认了，再推翻就难了。应该让知青排长老王去找专案组，再搞搞清楚。
那一夜，我们女知青们谁也没睡着。小刘说，这事好像没那么简单。可我很单纯地想，如果不是阿明他们干的，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三）
小刘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知青排长小王，希望他去跟专案组反映。可事情并没有照我们女知青的想象那样，得到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知青干部们居然都没人去找专案组为知青澄清事实——他们有个别人已被结合进大队革委会领导班子，或被列入推荐上大学的名单，也有的被指定为入党发展对象，但有一条，必须“听话，紧跟”，怎么敢在关键时刻唱反调呢？也许他们知道，说了也没用——反正三个知青都承认了，已成了死老虎，谁还去找没影的真老虎呢。
专案组还对阿明他们的住处进行了大搜查，“缴获”的却是一封给阿明的“情书”。是一个叫“洋娃娃”的女知青写的。她说忘不了故乡黄浦江，忘不了学生时代，更忘不了阿明对她的情，称呼和落款是用英语写的。可专案组却如临大敌，因为这至少是“小资产阶级请调”，写英语是崇洋迷外，他们甚至还上纲上线，提高到反对上山下乡的高度来批判。
大队停工办了三天知青学习班，对阿明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各队的知青代表轮流上去发言，我们每个人毫无例外都得表态，让我们“划清界限，肃清流毒”。写情书的女知青“洋娃娃”，理所当然地站在当中低着头，接受批判。
经过三番五次的交代、写检查，阿明他们总算过了关。可阿明经受不了这样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突发胃出血，一下子病倒，被送回了上海。
阿明走得匆忙，没能跟洋娃娃打招呼，他也不敢单独去与她告别，怕又牵连了她，他悄悄地离开了村子。
洋娃娃像变了个人。不再爱说爱笑，不再拼命干农活，也不再老捧着英语书，变得呆板，迟钝，木纳，经常呆呆地望着远方，有时还莫名其妙地突然大笑起来。
我们队的女知青们担心她精神失常，但她讲话时思维并不混乱，只是似乎变得玩世不恭了。她开始找男朋友，而且换得很快，一个接一个，谈一个，很快又吹， 再谈，再吹，变得像我们不认识的另外一个人。
阿明回上海后很快被送到医院抢救，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输了很多血。等我们回上海时去看他，只见他人瘦得变了形，消瘦的脸庞上两只深深陷下去的眼眶特别显眼，已经再也找不出往日那个活泼、年轻、爱唱歌的阿明的影子了。
阿明痊愈后，便和家人一次又一次的上访，写信到当地知青办、区乡办、省革委会接待办，以及本市里有关部门，都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只说由于当时并没有把阿明他们正式关押判刑，所以谈不上冤案，也就不能要求平反。
（四）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许多冤假错案逐步得到了平反，阿明想为自己讨个清白，又开始了新的上访。再说阿明在上海的单位几次打算发展阿明入党，可阿明的档案材料里却有一份当年写的“认罪书”，组织上不免要打“格愣”。阿明入党的事便一直耽搁了下来。——在“抓纲治国”的年代里，有多少大事要抓啊！一个五十元的盗窃案又算得了什么？几个小青年被错打了一顿又算得了什么？即便是冤枉的，那些打人的都是一些农村干部，又不拿国家工资，没多少文化，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位了，为了这么点事兴师动众去查，即便查清了，也不可能再去追究什么人的刑事责任，因为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为了一点小事上纲上线也不奇怪，知识青年被吊打，在我们那个县就发生了一百多起——阿明的一封封申诉信始终没得到明确的答复。
可阿明就是想入党，这是他多年的愿望啊。他从小就是少先队干部，三好学生，当年没能入团，到了而立之年他为党奋斗终身的愿望更强烈了。
幸亏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通过自学拿到法律大专毕业文凭的阿明，最终还是实现了愿望入了党，当了干部，后来还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党委书记。但是当年的事情没有人告诉他真相。
在长根那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了，其实那五十元钱是老常自己拿的，当年他因为贪杯挪用了碾米场的公款买酒喝，家里穷又还不上，正好看见阿明他们来碾米场弄发票，就动了歹念。而且，由于老常头上长满瘌痢，娶不到老婆，特别妒忌年轻英俊很有女人缘的阿明。于是就想趁机狠狠搞他一下。老常知道阿明他们平时从不锁门，于是就在当晚悄悄溜到他们寝室里，偷了阿明的鞋在墙上按了脚印，就栽赃陷害了阿明他们。这事一瞒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来，老常也许并知道阿明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难，但他终于受到了良心的责备，感到对不起阿明他们。
真相终于大白。我替阿明难受。对老常这样的人我无法产生仇恨。只是充满了悲哀：退赔？阿明那被埋葬的青春，他的爱情，他的健康，是永远没有人会退赔给他的。
改于2004。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