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节 15《返城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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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返城的那天是1974年6月5日，端午节。
返城前一夜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4日那天，我已经犯心脏病躺在床上坐不起来，下地腿脚会发软微颤。学生家长们听说我病倒了，都来探望，还送来许多粽子，各种各样大小和形状的。老师们便帮着把粽子全都挂在我寝室窗户的铁丝上晾着，有好几十个。可我一只也咽不下去，因为还在发高烧。
我6月1日就已经发病。校长看我一天比一天严重，便请来了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医生。医生用听诊器听了我的心脏，便紧锁眉头说非常不好，必须尽快送医院抢救。
6月5日那天早上，大队拖拉机已经出村到县里拉货去了，于是大队干部们决定，人扛肩抬也要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同学、老师们都很难受、很焦急，不少同学都哭了。
大队派了四个强劳力，拿两根粗壮的竹竿穿起一张藤椅，让我躺在上面。四个强劳力一步一步艰难地抬着我从流源村往公社卫生院走去。学校派同是知青教师的同事小潘陪我，她在一旁拿着我的随身物品。周围其他队的相识或不相识的知青也有人闻讯到我们经过的公路沿途来探望、送行。
这段路有四十里，而且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幸好后来在半路截到了一辆车，顺路开到了公社马埠镇，否则天黑都到不了。
马埠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检查以后，也慌得不得了，问我生病多久了？我说发病是前几天，可心脏不舒服已经有大概好几个月，好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心慌心悸，而且我从小心脏就不好，还为怕扁桃腺发炎加重心脏负担，在临来江西前一周切除了扁桃体。医生说情况非常严重，必须立即送回上海治疗，不能耽误；而且国家有政策，应该病退回上海去。我第一次听说“病退”这个词，可根本没觉得我可以病退。回上海只是梦中的千百次的想往，从没想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去。去卫生院时，我身边只带了毛巾牙刷茶杯和一个书包，和一点儿零钱。
经过大队干部和学校领导商量，学校女教师、上海知青小胡陪我一起回沪。我们什么也没带，就直接搭车去樟树火车站回上海。从此，我永远离开了江西农村，我插队的地方。
（我所有的行李箱子家具，都是以后写信托知青朋友运回上海的。回上海病了有一年未愈，就正式办了病退手续。后来还开了刀，留下了一辈子的后遗症。如今虽然已恢复健康，但依然每天要服药。）
返城前夜，昏昏沉沉，什么都没想。可睡得迷迷糊糊时，几天前的一幕场景时刻出现在眼前。一个十岁的孩子突然消失在我的眼前：我抓不住他，他永远离开了我，我心如刀绞——-
--------其实我的发高烧和心脏病突发，与我长期积劳成疾分不开，也与几天前发生的那场意外事故有关。
那些日子我实在是太累了。本来我们每天六点就开始早自习，白天上课。清晨和黄昏放学后，师生们还要到学校菜地、稻田或鱼塘劳动，因为学校有十几亩水稻田和一些菜地，又养了猪、鸡、鸭等牲畜。晚上教师还要集体办公，备课、批改作业，或开会学习，搞到很晚睡觉。学生也要夜自修到八九点钟。半夜里我们当教师的还要起来到学生寝室查铺。每个星期天，教师不是下地干活就是要与其他学校的老师一起参加政治和业务学习。所以我总觉得睡眠不足。有时早上醒来眼睛也睁不开。我们还有每周一次的勤工俭学， 师生一起上山摘茶籽、砍树、采草药等等。一天的工作量总有十几个小时。
正值那个月大队给学校盖的新房竣工了，我们忙着搬迁到新址，离大队部三里多路。还要自己开挖山崖，填平操场，要整理物品，要粉刷教室，要迎接上级检查，事情多得不得了，又忙又累。
那一阵，我只感觉心跳很快，每天都感觉好象心要跳出喉咙口。但我竟然一次也没想过要去检查一下，因为学校这么忙，新校舍离诊所又有很长一段路，特地去看病根本没时间。
我就这样拖着，人渐渐消瘦下去，褪脚感到十分沉重。我总以为这是累出来的，只要好好休息几天便会恢复，根本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是五月底的一天。上午我带班里学生在操场边的后山旁，挖山崖陡坡上的土，打算填平操场。连着好几天下大雨刚刚放晴。我是三年级班主任，孩子们都是十岁左右。农村孩子从小干活，十岁早已经能拿锄头了，有的力气比我还大，带他们劳动我不用太费心。倒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心脏难受，干不多久就气喘吁吁。好在天还不太热，我们一上午都几乎没停下来休息。孩子们很勤快，一个个争先恐后。快到中午，我怕孩子们太累，自己也感到筋疲力尽，我通知大家准备收拾工具了。
还有几个同学在山崖边上挖着挖着，突然挖不动了。原来挖到了一个很大的树根。几个男孩就欢叫起来，喊大家来帮忙一起挖。于是其他孩子围拢来，从四面八方一起用力。五六个男孩站在崖上，准备把土堆往下捅，正在这时，一个声音说，慢点，我的拖鞋在崖下面！
原来是个名叫六根的孩子，他干活前怕把拖鞋弄坏了，就脱下来放在崖石脚下，这时候他怕我们把土推倒后埋住他的鞋，于是想跑过去拿鞋。可说时迟那时快， 不知是由于土质已经被雨水弄得疏松了塌方了，还是被前面的孩子挖松了，总之，刹那间我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从山崖上面一下子滚落一大堆泥土，稀里哗拉掉了下来，足足有两簸箕多。土块砸在了六根的头上，他没出一声就一下趴倒在地上。
我就站在他旁边，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他拉起来。我连忙扒开他身上的土，想搀他起来，可我突然呆住了。他的后脑勺象脸盆一样大，人一动也不会动了。原来土堆里有石块把他后脑勺砸扁了。孩子们全惊呆了，他们哭叫起来，喊六根的名字，喊声是那样揪我的心。
校长和老师们闻讯赶来，脸色都变了。而此时，我头脑里一空白，腿也瘫软了，心象要跳出喉咙口。
大家抬来木板，把六根放在上面。一件灰布短衫上沾满了泥，无论人们怎样喊他都听不见了，根本没有救的希望了，他小小的生命已经结束了。拖鞋被孩子们捡来，放在他旁边。我知道，乡下孩子节俭，六根是舍不得他那双鞋被弄脏啊。谁知道为了捡一双鞋，就那样小的一堆土竟要了他的命！
记得搬迁前后开过好几次会强调安全。那一年据公社通报，学生出安全事故的特别多。有下河游泳淹死的，有上山砍柴摔死的，有打架出人命的，还有两起集体死亡事故，一是木桥断裂，几个孩子一起掉下河去的；一是学校楼板塌落，学生集体掉下去压死的。我整天提心吊胆，怕学生出事，每天中午不敢休息，到校外的小河边去寻学生。看见有在河里游泳的，就拼命把他们叫回来。因为天热了，孩子们喜欢到河里游泳，家长们出工去了，老师们不管，就有可能出意外。
可越是担心，越是防不胜防，终究还是出事了。这沉重的打击让我一病不起。
第二天学校讨论了怎样上报处理事故和怎样安慰家长，办理后事。公社和县里都来了人调查。因为这事发生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当口上，教育部门从上到下都很紧张。公社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专程来探望我，安慰我说，我们出了事故通报，点名批评了你们学校，但不会处分你，我们知道你一直表现很好，这次纯属意外事故。
家长很伤心，因为六根曾经有四个哥哥姐姐，可都没活过十岁。他是老五，从小算命先生为了让他不象哥哥姐姐那样夭折，特意叫他父母给他起名叫六根，为的是躲过“阎罗王”，没想到十岁竟是他的终寿。父母生他时已四十出头，特别疼爱这个小儿子。早上他出门前，父亲就说，拿把小撅头吧，这大的太沉，你拿得动？埋掉你呢。六根笑嘻嘻地说，拿得动。母亲前几天去了县城，本打算在姐姐家住几天的，不知为何晚上做了个恶梦，便不放心家里，于是临时又改变主意，赶回村来了。想不到儿子竟然出了这样的事，便瘫倒了。
但是家长很老实，他们没有提任何过分的要求，只要求学校能用一口小的薄皮棺材安葬孩子。大队很快就同意落实解决了。孩子葬在南山坡上。我自己还给了家长十元钱。这是我两个月的民办教师津贴。老实厚道的家长千恩万谢，其实多少钱也弥补不了我对孩子的惋惜。
我教了六根三年。这个孩子虽然成绩不是很好，但他老是笑嘻嘻，一张圆圆的脸黑黑的，很可爱的。 后来的几天，我一直都没有吃饭，眼前老是晃动着六根的影子。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事实：我亲眼看着一分钟前还活蹦乱跳的学生就这样离开了我而去，永远不会再醒了。我躺在床上，又难受，又心疼，可一切都无法挽回六根的生命。我支撑了几个月的病体终于被这精神的打击压垮了。
就这样，我和刚下乡的第一年一样，又一次被人抬着，躺在竹椅上，看不清周围的绿水青山，无可奈何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红土地，我的第二故乡。那天是一九七四年的六月五号。
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峡江，再也没有看见那些朝夕相处的孩子们。
从此，翻过了我青春年华中最沉重的一页。
这一天，离今年这个端午节已经三十九年了。
2003．6．5初稿 2013年5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