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主按语】编发此稿前，意外获知梁晓声先生1976年上半年间与沪上新华路有过一段小小的因缘。 那年头，复旦中文系从全国各地招了五六十个有文学创作基础的成人学员。年方二十五的梁晓声经复旦的文学修炼后，近半个世纪笔耕不辍，以高产稳产文学业绩著称文坛。其早年长篇非虚构作品《从复旦到北影》对沪上新华路那段“简史”似有过交代。 是年，“文革”已进入尾声，文学创作仍是少人问津的禁脔。恰在此时，梁晓生接获儿童文学作品创作任务，奉命在新华路336号，现为上海民族乐团的大院里“体验生活”。当年该处所是沪上“ 五·七杂技艺训班” 驻地。 据当年跟梁先生有过交往的新华路原住民王先生回忆，彼时署名“童边”的长篇小说《新来的小石柱》在文艺创作凋敝的特殊时期，一枝独秀。而此时的“大梁”——梁晓声先生已开始了他的文学之旅。据老王描述，去探望大梁时，时而看到他与艺训班小学员积极互动，以触摸与了解小学员们心理成长的点点滴滴，践行 “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了源头活水来” 的创作期许。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想必大梁还记得新华路336号大院里并不漫长的光阴故事，记得从复旦倒车过来的48路公交车那个叫香花桥的站点，记得站点马路对面的外国弄堂…… 真实中的义愤 热情中的忧郁 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工作伊始，责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内蒙作家路远的《荒漠之吻》，第一本纪实文学就是梁晓声的《从复旦到北影》。 1986年初秋，我到北京组稿。在北影厂那座筒子楼的居家里，见到了梁晓声。 从各家一扇又一扇房门泄出的昏黄灯光，将长长的走廊，涂抹成一种光怪陆离的暗色。走道里，煤球炉挨着一摞摞煤饼，单薄的四腿桌上，摆放着各式生活用品，满鼻子都是煤炉燃烧排放一氧化碳与剩余饭菜混杂的气味。 从一家又一家敞开或是虚掩的门口，传出各种各样令人觉得稀奇古怪的声音，讲究不起来的粗放，想整理也整理不好的混乱，永远遮掩不住的个人生活信息，都在这里汇拢、掺杂。 多少人家，用的是一条走廊和一处公共大卫生，也不知道他们洗好的衣裤，是挂在何处晒干，也不清楚他们饭后的碗筷，是在哪里洗涤。这，就是我曾听说过的京城简陋筒子楼。 梁晓声当时的居所只有单间十四平米，既要睡觉又要吃饭还要写作。他的父母亲来到北京，晓声夫妇就要搬到办公室去睡觉。而梁晓声，就是在一张四腿不平的饭桌上写作，冬天则在暖气片上架一块木板斜靠着创作，在这里，他就这样写出了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却也使他的颈椎骨质增生日益严重。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和叶辛可说是 “ 北梁南叶 ”。他是那时最为红火的小说家，那以后的许多年，他的几乎每一本新书，都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他是一位嗅觉十分敏感的作家，总是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公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话题。 初识梁晓声，觉得他待人朴实诚厚，浓眉下的双眼炯炯有光，好似时刻在严肃又冷静地思考着国家和民族之命运。说话缓慢，似乎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那敏锐有力的目光，热情中带着忧郁的意味，给人以真实可靠的感觉。 晓声的儿子梁爽还很小，幼儿园的年纪，在一个方凳上，用蜡笔涂画着什么。 “ 他喜欢画画，不知将来能成为画家吗？” 晓声看着他的儿子说道，是一种望子成龙的眼神。“ 我刚在一家杂志发表过的《从复旦到北影》，就交给你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你来当我的责编。” 晓声又说道。 京城组稿有马到成功的收获，我的心里满是欣喜。 我回沪十来天，就收到了梁晓声《从复旦到北影》的稿件，我也给他回信，表达自己与他见面并相信能够成为长久朋友的高兴心情。我还给晓声寄去一包出版社的废弃校样纸，可以让他的宝贝儿子在校样反面洁白的纸面上，画出五颜六色的好看图画。我在晓声家时，听他说：“家里的练习本都不够儿子画的。” 后来，梁晓声还将这件事写进了他的一篇文章里。 这次在梁晓声家里，我还特地对他进行了采访。晓声对我说，他给自己文学创作定下的目标是：反映历史真实，表达人民心声，并使之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为了能使自己的作品折射出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梁晓声有意识地阅读哲学、心理学方面的图书，争取使自己能在文学作品中，写出人们的复杂潜意识，从而更接近人性的本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弗洛伊德与马克思》《模糊性：人的认识之谜》等，都是他认真阅读的书籍。 梁晓声认为，一段时间，“ 假大空 ”、“ 欺瞒骗 ” 的作品使文学失去了其应有的品质和功能，很长时间，“ 样板式 ” 的作品影响和扭曲着读者的阅读情趣。与 “ 文革 ” 时代相比，如今，在不是横加干涉、强加于人的学习氛围中，由读者自己选择所喜爱的书籍，这说明读者的欣赏水平提高了，他们正在从文学的角度看各种各样的作品，正因为这样，作家就有责任研究读者的读书热点，以读者喜欢接受的文学样式吸引读者，并引导他们走向更高的阅读层次。 梁晓声喜欢将自己的作品与优秀的文学作品作比较，看看在生活积累、艺术技巧、思想深度方面，哪些方面别人想到了，而自己没有想到，哪些地方别人写得让人感动和深思，而自己却是写得浅薄轻飘。 在看了大量的世界名著之后，梁晓声深切地感到，写出的文学作品仅为一般读者喜欢，这并不难，得到专家好评，也不难，但要写出两者都叫好的作品，实属不易。应当说，雅俗共赏是文艺作品品位高下的高标准。 那天，我看到梁晓声的书桌旁，有着成捆成包的图书，晓声说是刚出版的小说集。我说：“ 你还不拆包？赶快签字送人呐。时间长了就不是新书了。” 梁晓声表情严肃地说道：“ 面对雨果、霍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著作，我觉得自己是小矮子，我总觉得自己的集子怎么好意思往书架上放？” 我为他的这种 “ 自知之明 ” 受到震动。有危机感的人正是最有希望的人。老子曰：“ 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不为一时名利荣华而盲目陶醉，而是收敛意识，含藏动力，这正是梁晓声不断写出好作品的原因。  晓林： 我今天走了。忙乱之中，丢了您的信封，就不知投信之处了，只好将照片直接寄出版社。 我是个不爱照像的人，极少有单人照。这一张，只好剪掉了朋友，寄你用吧。 一切都好。接触下来，我觉得你是个忠厚君子。这二字实难得！让我们成为终生的好朋友吧！有什么事回来联络。 晓声临行匆匆。 1986.9.14 忙草 此信中的“忠厚”二字，下面特地划上两道横线，“实难得”后面的惊叹号，被特地加粗。让我至今仍有激动、振奋之感。 小林： 我十月十六日离京去哈，一为探望老夫老母，二为《雪城》拍摄情况，三为躲开纷扰的京华，寻个平静的去处写《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之二。昨日刚刚回京。 看了您的信，药尚未吃。一定遵嘱。非常感谢您！ 感谢之词，用得太多了，我说得也太多了。但此信中对你说，是发自内心的。 你是忠厚之人。如今人们变得都不那么忠厚了。所以我祝您的忠厚更其难得。而你因这忠厚，又能理解人，谅解人。 来日方长，此情当日后涌泉相报。 握手！ 晓声 1986.11.7 1987年第2期《小说界》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带红斑的鳕鱼》，梁晓声读后，特地给我写信： 晓林兄： 好！信又迟复了，见谅。前期天热，来人又多，我又在闹病，赶写《雪城》下部，很累，常有活的辛苦之感。 《带红斑的鳕鱼》我认真拜读了。开篇文字很美。这是你散文功力。一写到人物，文字就逊色了。景要写活，又是似不甚难。文字刻划人物，是挺复杂的事儿。先要看写的是什么人物，后是怎样写。我自己也常绝望于自己的笔力。 你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其实都是好人。我觉得起码表达了两重意义：1.好人的心灵有时也是不纯净的。但好人有惭悔，知耻。这几乎可以说是证明了一个关于人的哲学命题。2.普通人们的嫉心之可怕。由此会驱使他们去毁灭另一些人。结尾写出了这一点，小小的遗憾是——那些要把别人扔下海去的人们，原来并不坏。本性并不坏。人的嫉心是互相诱发的。嫉心聚会在一起，产生可怕的恶的行为和行动。……再有一点是，写的太老诚了。你为人亦如此，足见文如其人。倘荒诞点儿，调侃点儿，也许会更好些。这对你是苛求。 总之，小说言之有 “ 物 ”，不是无病呻吟或装腔作势或卖弄什么，怀着真诚揭示人的心灵，这是极可佳之处。我惊讶于你对海及海边生活、人物，包括鱼，竟有那么多的知识，足见你肯定还有着其他方面的种种生活积累。慢慢挖掘吧。厚积而薄发，定有可观前景。 祝编安！ 晓声 1987.8.18忙草 自从1986年那个秋天之后，我与晓声的见面，就都是在他受邀到沪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的间隙中。1991年夏天，梁晓声与张抗抗等作家在上海书展签名售书，我只在那张长桌前，与他打了个招呼，他随手撕下一张小纸条，给我写下他的在京住址，啊，晓声的居住条件，应有很大改观了吧；1996年8月，上海文新报业集团邀请北京部分作家到沪参观座谈，我听说其中也有梁晓声，赶到会场，只见好大会议室的环形桌四周，坐了许多人，王蒙、秦兆阳、梁晓声、张抗抗、吴亮、陈保平、赵丽宏……  我在后排的空位坐下，不一会，梁晓声发言，因为我进入会场的大门是在他的身后，他又是坐在我的前面，他肯定是没有看到我。晓声发言时，说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修晓林，是一位十分敬业、热情、诚恳的好编辑……” 此时的我，真是感到，梁晓声确实是一位有情有义、记得朋友的好作家；2001年7月，《上海故事》举办全国著名作家文学笔会，梁晓声也受邀到沪。 青浦朱家角、黄浦江观光隧道、东方明珠上海城市发展历史陈列馆、小南国、老满客、席家饭店，我和晓声等作家友人尽情畅叙。那天晚饭后，我请梁晓声、柳建伟、何顿、阎连科、陆天明、邓刚等，在国泰电影院观看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和德寇顶级狙击手生死对决的电影《决战前的较量》。 2012年上海书展，晓声再次到沪，为他的长篇小说《知青》作现场签售，并接受东方网等众多媒体采访。我在书展主会场大厅，听着他在台上言辞激昂地回答记者的提问：“ 这部作品不讨好媒体，不讨好读者，我只是用文字记录，为时代尽责。这段历史，我不在乎他们有没有共鸣，但他们应当认知。电视剧的审查尺度比图书严格，很多情节在播出时被删掉了，幸好还有书。” 望着他不停为长长购书排队的读者签名，想到2012年3月《南方人物周刊》刊登的《梁晓声，乡愿与斗士》，文章称“生活中的梁晓声或许是个乡愿，低调，充满温情，但在争取公权力上，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晓声是个斗士，声色俱厉，直言上书”。 文章写到：一名读者写信给梁晓声，介绍自己是人大学生，临近毕业却大病一场，工作也没法找，回到山东农村老家休养，唯一的慰藉就是梁晓声这位同籍山东作家的著作。晓声愿意相信他，应其要求，寄去了自己的新作。当时的梁晓声颈椎病发作，一度严重到无法低头，需要戴着颈托，他将宣纸放在定制的支架上，一气写了四幅大字。 给他写信：“ 你生活这么苦，先不要励志的话了，我不起这个作用。你把这几个字拿去卖了，能卖多少是多少，改善一点生活。但是低于五百元就别卖了，丢我的份。” 那天，我站在人群涌动、话筒声声的书展大厅里，看着前面不远处硬朗凝神的梁晓声，心想：晓声，你是我们知青作家的骄傲！你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平民百姓的代言人，你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思想者。 只要是一位爱逛书店又是爱买书的人，就可以见到，全国各地大小书店，总能看到梁晓声的长篇小说和散文随笔，一排排地摆放在书架的醒目之处，有的虽已是多次重版且是在篇目重复中翻新花样，但购买读者仍是不少。让我最看重最感动的，是晓声对于知青文学的贡献和思考，他说：“我想表达是这个国家的整体痛苦。我希望通过作品带给人们光明和温暖的力量。” 他认为：正是知青一代成为了反思的中坚力量，我们的知青文学，在涉及知青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年代特征时，如果我们不说清楚，许多年后的人就会疑惑——这段历史真的发生过吗——那时候的人看起来似乎生活得也很惬意啊——所以回到过去也是不错的，如果这样，我们今天的改革还有必要吗？晓声还有振聋发聩之语：“若干年后，当人们回头审视这段历史，可能会感慨当时的中国应该出现而没有出现一些作品。” 无疑，梁晓声是当代作家一个严肃的名字，同时也是一个畅销的名字，当然，也是一个令广大读者喜欢的名字。 2012年10月13日，由北京语言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 “ 民生与正义：梁晓声创作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梁晓声既是历史记忆的承诺者，又是当下社会的批判者，还是一个从“ 新时期 ” 向 “ 后新时期 ” 穿行而过的穿越者，从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到之后的市场批判，梁晓声始终以笔为旗，矢志不渝地呼喊、坚守，他所关注的文学主题以及其中流露出的浓郁的人道主义情怀，皆与高尔基有着诸多的共性，即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人类的希望。 何时能够再次与晓声把盅对饮，酣畅叙谈？我和晓声，居住京沪两地，可说是并不遥远，却是在事业奋斗之时、迈入花甲之后，两人的时间更显金贵，诸事更为忙碌，见面也总是不易。有时已经挨得很近，却是没空说话，有时离得很远，电话一通，又是靠的很近。总觉得，既是好友，就不在于见面次数的多少，而在于思想和心灵的神奇感应和亲近。 晓声，您的真实中的义愤和热情中的忧郁，让我永远感动在心。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