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2） “不武如斯”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城里人，他们不但与农村和乡下人有隔阂，而且他们还是读书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文武分途，他们更鄙视“武人”。 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独特性，恰恰也就表现在这里。1915年8月，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即曾国藩)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 这就是说，中华文明共同体是通过周公协助武王伐纣建立起来的。 尽管毛泽东也曾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学说，但是，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便认为，从根本上说，西方文明是立足于军事组织之上的，而中华文明创生伊始，同样也是立足于军事组织之上。 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又指出，当今学习西方的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实业、教育，但所学者皆不过是西方的枝节，而这就是因为没有看到，现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军事组织之上的。 于是，毛泽东接着说了如下著名的话:“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简而言之，曾国藩令毛泽东佩服的地方有两点：其一是组织人心，其二是组织军队。 更重要的则是：曾国藩能够通过组织、收拾人心而组织军队。 回顾中国历史，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一是起于士大夫阶级的空洞说教不能组织人心，二是肇始于这个读书人的阶级不知“武事”，更不能组织和领导军队。 毛泽东推崇中国历史上的法家而批评儒家，原因也正在于此。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撰《祭黄帝文》。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又这样痛切地感叹中华民族“武德”之丧夫:“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不武如斯”的中华民族，怎能在这个虎狼世界里生存呢? 而在1923年的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因为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固然能够鼓动人心、组织人心，但若不能组织军队，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弱点。而在这一点上，那个时候中共的觉悟甚至还不如曾国藩和国民党。 这个弱点，恰恰也是中华文明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若不从根本上改正这个弱点，也就不能使中国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士大夫阶级真正决裂。 如果说当时年纪轻轻的毛泽东，在见识上有什么超越那些大知识分子的地方，也许关键就在这一点上。 但是，中共三大之所以听任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奇谈怪论”：进行国民革命，同时在国民革命中不遗余力地争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只是形势所迫、迫于无奈，而绝非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更没有被毛泽东的主张所说服。历史证明，毛泽东要说服共产党接受他的主张，要付出血的代价，他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中共三大最终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和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会议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其中，谭平山是因为与孙中山关系良好入局，选择他就是为了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罗章龙属于李大钊和陈独秀弟子中的实干派，而蔡和森则是留学生派的代表。 令人惊叹的是，中共三大所形成的中央局5位成员中，“杨门弟子”竟然占了三位，他们是：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 毛泽东希望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能开成一次高水平的思想路线讨论会，以“不断推进伟大的思想解放，使党在思想上团结起来”。但是，中共三大显然还不是一次制定成熟思想路线的会议，而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看来，30岁的毛泽东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学问和思想。 当时欣赏毛泽东主张的，的确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左”派，即以孙中山、廖仲恺和汪精卫为代表的那一派。他们认为，通过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组织发动农民入伍，建立党军，这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 尽管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左”派的姿态是虚假的，他们重视农民运动，只不过是因为农民是国民党建军的兵源，而一旦国民党建军成功，农民运动便会被否定——不幸的是，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这种判断很快就变成了事实。 无论怎样，在当时的共产党中央里，毛泽东确实是国民党能够和愿意接受的人才。而那时的国民党能够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仅此一点，就显得比同时期的中共更成熟、更务实，也更了解中国。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