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上山” 1927年10月5日上午，毛泽东带了7个人、5匹马，到江西古城与江西宁冈之间的林风和家，与袁文才会面。也许他们彼此都没有想到——两人相见恨晚，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了傍晚。得知袁文才只有60条破枪，毛泽东当即决定赠送他100条枪，而袁文才则慷慨回赠1000块大洋。袁文才当即表态说，毛委员果然是“中央才”，只要你毛委员看得起我袁文才，你就把茅坪（江西）当作自己的家吧。 看到毛泽东脚上有伤，衣服破旧，回江西茨坪后，细心的袁文才便让妻子谢梅香亲手为毛泽东做了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1927年10月7日，袁文才亲自带了30人，抬上一张睡椅轿子，来接毛泽东上江西茅坪。 毛泽东没有换衣坐轿，只是换上了谢梅香亲手做的新鞋，拄着拐杖，走到了茅坪。 毛泽东到达江西茅坪后，被袁文才安排在八角楼养伤。八角楼上，原来住着贺学敏一家，而毛泽东就是在这里结识了贺子珍。 关于今后的打算，袁文才后来曾对宁冈东南特委团委书记苏兰春回忆说：“当时毛委员对我讲，听说八一起义部队会下广东，而他是中央的人，所以准备去韶关（广东），到那里去找叶挺、贺龙的部队，一起重建广东根据地，将来他们一定会打回来的。他走之后，留下的部队就交给我带。我问他，留下的是些什么人？他讲有连长、营长还有师长。”袁文才当时想，八一起义后的部队，如今一点消息都没有，何况现在到处都是敌人，毛委员孤身横穿湖南，如何能走到广东？我虽然知道他是“中央才”，一个“中央才”落在这么个地方，也实在是委屈他了，但是现在敌人到处杀人，他确实是走不脱的。 所以，袁文才只好婉言劝毛泽东说：“我袁文才就是个初中生，你留下这么多大人物，我怎么能带得下去？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来管，有我吃的，就有毛委员吃的，你看这样好不好？” 听袁文才这样讲，毛泽东很感动。于是就说：“如今我们来了这么多人，你钱粮有限，我可以带人去茶陵（湖南）、遂川（江西）一带去打土豪，咱们一起克服困难。”而袁文才坚持说：“先请毛委员安心养伤，你就是去打土豪，也得脚上的伤好了才行。” 可见，当时毛泽东也还没有形成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完整想法，他当时想的还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广东建立根据地，重整旗鼓，重新北伐。 不过，当时天气已冷，部队官兵还穿着单衣，粮食根本不够吃。于是，毛泽东便不顾脚伤，决定立即带着队伍去江西遂川的大汾筹集给养。张宗逊后来回忆说，当时，水口（湖南）、大汾（江西）都是比较大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带队去这些地方，就是为了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 袁文才苦劝无用，只好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带上，这封信是写给王佐的。袁文才说，如果毛委员在江西遂川有办不妥的事情，可以去找王佐，王佐就在遂川的茨坪。 毛泽东带队下山后，先到了酃县（现为湖南省炎陵县）的水口，这是一个小村庄，就是在那里，师长余洒度和团长苏先骏不辞而别，离开了队伍。毛泽东得知后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那些不真想革命的，早晚都是要走的。” 余洒度离开红军后，立即投降了国民党，后官至训政处处长。而苏先骏在1928年被敌人抓获，他被捕后，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郭亮被杀后，他的头被挂在了长沙城门上示众。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苏先骏被彭德怀抓获处决。 余、苏的脱逃，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遇到风浪，领导者率先动摇逃跑，在这些人看来，共产党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组织，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信念。于是毛泽东决定：在水口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那天夜里，水口圩叶家祠堂的墙上，挂着两张红纸，一张写着“CCP”三个字母，一张写着入党誓词，赖毅、陈士渠、欧阳健等6个新党员，跟随毛泽东举手宣誓：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离开水口，毛泽东率军进入遂川。10月22日夜，毛泽东率领部队夜宿遂川大汾镇时，遭到地主肖家璧武装靖卫团的突然袭击，部队被冲散。毛泽东身边只有特务连，而张子清、伍中豪带的主力团也联系不上了。当时，对于周围的环境，也是完全不了解，部队往哪里去，谁也不知道。 谭政后来回忆说，那真是三湾改编以来最惨的时候。到了早上，收拢起队伍，大家吃了饭，发现毛泽东同志还没饭吃，好不容易搞到了饭，又没有东西盛，毛泽东同志穿了件长袍子，只好用袍子兜着，用两根树枝当筷子。当时大家都疲惫地躺在地上，这时毛泽东同志精神抖擞地说，现在开始点名，毛泽东同志第一个站起来喊：“1！”于是大家都跟着他一一报数，疲惫的军心就这样重新振作起来。 于是，队伍只能继续摸索着前进，在江西荆竹山，遇到了王佐派出的侦查员朱恃柳。这时，毛泽东把袁文才写给王佐的信拿了出来，朱恃柳立即赶回江西茨坪报告王佐，王佐马上带人来接毛泽东到了江西五井。 井冈山的中心，其实是以五井为核心的茨坪，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井冈山的中心。 红军将以什么样的形象上井冈山呢？上山后怎样与王佐的队伍搞好关系呢？在江西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红军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筹款子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这就是“三大纪律”的首次提出。 到达江西茨坪的当天夜里，毛泽东与王佐彻夜长谈。毛泽东为王佐的直率、单纯而感染，而王佐此后则常对人说，毛委员是他见到的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有学问的人带出来的队伍，就是不一样！ 那天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红军里办一所学校。当王佐问，这学校是不是陈慕平上过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泽东回答说，这所学校要办成长沙的岳麓书院，要办得比岳麓书院还长久。 近代以来，湖南的岳麓书院出了两位伟人，其中魏源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而毛泽东则是第一个使世界睁眼看中国的人。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无不“寻求富强”，而在毛泽东之前，湖南产生的最伟大的“富强论”者就是邵阳人魏源。而毛泽东却反对离开“王道”谈“富强”，受王阳明的影响，毛泽东认为王道在人民心中。 魏源与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是革命家，他领导了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魏源是改革家，他力图推动王朝实行改革，但那场改革却失败了。 魏源呕心沥血所作之《海国图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 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 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魏源以为王道不能脱离富强，毛泽东则认为富强的基础就是王道。王道不是刑名利诱，更不是“三纲五常”，而是人民群众心中存在着的天理良知，王道就是对人民的信仰和无产阶级意识。 而毛泽东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1927年12月，毛泽东从江西茨坪回到茅坪，就立即着手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军官教导队，由吕赤任教导队长。吕赤，原名吕希贤，黄埔四期学生，入党后改名为吕赤，毛泽东亲自主持教导队授课。当时，大家出了一个题目，请他讲一讲什么叫作“革命”。 毛泽东形象地以舂米为例，做了别开生面的讲解。 他说，从一个人拿棍子舂米，到用水车舂米，再到用机器碾米，这就是进步，这就是革命。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所有用人力的生产，变成用机器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靠谁呢？要靠群众自己。那么，群众怎么知道革命的道理呢？那就要靠我们共产党员去讲，所以，你们要到哪个地方，都要注意学习这个问题，红军就是个大学校。” “红军是个大学校”——而这个创办于龙江书院的军官教导队，也就是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国防大学，就是从龙江书院中走出来的。 龙江书院，这是一个多么有中国气派的名字。 毛泽东是经历了九死一生，方才把秋收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的。而就在他从茨坪回到茅坪不久，下山游击打土豪的第一团，在占领茶陵县城后几乎哗变，第一团团长陈皓趁毛泽东不在军中，打算拉着这支部队投靠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 当时毛泽东脚伤未愈，接到报告后，他立即拄着拐杖，冒着大雪，从江西井冈山赶到江西茶陵。这时，在江西大汾失散的张子清第二团也到达了茶陵。这一天，恰好是12月26日，就在毛泽东生日的那一天，毛泽东在茶陵召开起义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当场揭露陈皓的叛变行为，撤销他的职务，立即予以枪决。就这样，毛泽东在千钧一发之际，才终于把秋收起义的队伍从茶陵拉回到了宁冈。 在茶陵，毛泽东过了一个极为不平凡的生日。 毛泽东就是这样，度过了波澜壮阔的1927年。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