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工农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一、从文家市到三湾（1）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他当时接受的任务，就是作为中央特派员，去改组湖南省委，并筹备秋收起义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被称为“毛委员”，而这里所指的就是党中央特派员一职。 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持改组了湖南省委（彭公达任新的省委书记）。但自创立工农红军之后，作为“中央特派员”的毛委员，他的“官”却越做越小。后来，他在井冈山时所遭受的处分和整肃，竟然主要都是他曾经领导下的湖南省委作出的。 而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党中央依然不重视也不熟悉军事工作，而对于工农红军的情况，则十分不了解。 郑超麟后来回忆说，无论是共产国际、斯大林还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他们所支持的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进行的暴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工农革命军”存在的可能性。所谓“中国工农革命军”乃至“工农红军”这种想法，纯粹是毛泽东一人的独创，八七会议虽然提出进行广州起义、黄麻起义、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暴动，但却并没有作出成立工农革命军的决议。所以，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时，也并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 郑超麟同样在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随后追随陈独秀，成为托派。 1927年9月初，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工人补习学校召开的第一次部署秋收起义的会议上，江西省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就曾向毛泽东建议说：“如果起义失败，可以到湘赣边界去投奔我的朋友袁文才、王佐，他们在江西宁冈、江西遂川有枪支人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听人说起井冈山这个地方，但是，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这个叫井冈山的地方，会是秋收起义部队最后的落脚点。 按照中央的部署，秋收起义既定的计划是：在江西修水、江西安源、江西铜鼓三路同时起事，取道湖南平江、湖南浏阳，会师长沙。在张家湾召开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余洒度——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余洒度很快就将成为叛徒。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有5000人，号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起义的指挥部为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卢德铭为前敌总指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在军中担任前委书记，当年的毛泽东34岁，卢德铭只有23岁。 由于敌强我弱，部队缺乏经验，起义遭受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率领从铜鼓出发的第三团攻至浏阳上坪，在上坪，毛泽东力排众议，果断决定放弃进攻省城长沙的既定方针，指示各路部队到湖南浏阳文家市集结，开会商议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集结于湖南浏阳文家市。湖南浏阳文家市这个地方，处于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之间，当时各路部队集结后清点人数，结果只剩下1500人了。 当晚，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否定了师长余洒度“占领浏阳直取长沙”的主张，决定部队向萍乡方向退却。 1927年9月20日清晨，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中学的操场上，毛泽东给这支疲惫不堪的部队打气鼓劲，当时他幽默地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据说，那些刚刚脱离了死亡线的造反者们，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当时高兴地欢呼起来——不过，实际上，他们心里都明白，在中国，一旦扯旗造反，那就是犯下了“死罪”，从此也便再无退路。 里仁中学的名字，取自《论语》。但这支集中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中学的只有千人的队伍却不是来祭孔的。千百年来，孔子教诲中国人说：蔑视皇帝、老师和长者的命令，就是蔑视人间秩序，就必须受到严厉惩罚。而今，正是为了蔑视这样的人间秩序，这些造反者们以开会和集体表决的方式决定：必须逃离这样的人间、背离这样的秩序，他们决心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既然进攻长沙已经不可能，那么，问题就在于这支队伍要往哪里去，退路究竟在哪里。 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中学，毛泽东找到了一张江西省地图。当时，他只是指着罗霄山脉的中段说：“这个地图上‘眉毛最粗的地方’，是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大体方向。” 1972年年底，美国著名记者海伦·斯诺访问这里时，不禁浮想联翩。在她看来，曾经是书生和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在那一刻已经走投无路，或者说，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用武力去捍卫真理。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传统，特别是儒教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而他们却并没有触及中国传统思想的经济基础——地主制度，孔夫子的思想当然不都是错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与地主制度结合在一起，则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自宋代以来，儒教作为中国的国教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海伦·斯诺别出心裁地把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与美国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她说：正像英国清教徒以武力反抗国教（圣公会）一样，毛泽东以武力反抗儒教的基础——地主制度。 她说： 就是在这个古老的儒家祠堂里，毛泽东曾经宣布蔑视世界上一切上帝和地主。 针扎不入、水泼不进的崇祖制度，使一切新思想都成为禁忌；背离长者言训和国教者，均被视为不肖子孙。这种制度，把一切新的思想，拒之于中华国门之外——谁接受新思想，谁的头就得落地。如果毛泽东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被捉住，那么，他也会像他的其他朋友那样被杀掉。蒋介石不会使新思想合法，谁要当共产党，或者被怀疑为共产党员，就是犯了杀头罪。 在西方国家，获得思想的自由，也只是到了近代才成为可能。皮特勒斯·拉姆斯因在几乎所有的法国胡格诺教徒中传播“异端邪说”而在巴黎被处决。正是英国清教徒，第一次用武力捍卫了这一思想，进行了从1642年至1660年期间绝无仅有的一次著名的民主革命。 他们在一个新的大陆上，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文明社会——美国。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实际上扮演了拉姆斯、克伦威尔、马克思和列宁的角色。 正是在湖南浏阳这所古老的宗祠里，毛泽东于1927年向1000名英勇的青少年讲话，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红缨枪和“红缨枪思想”。正是这个会议通过投票决定，必须继续革命，必须毫不妥协地继续蔑视一切上帝、祖宗、所有的压迫和反革命势力，正是这个会议通过投票决定，向着客家人聚居的绿林——井冈山根据地进军。 我以渴望的目光，看了看那条新修的主路，经过里仁学校，进入江西境内10公里，沿着井冈山山脉蜿蜒而去，而这条路的起点，就是湖南浏阳文家市。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