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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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同行

时间:2020-01-24来源:放飞梦想 作者:顾锡明 点击:
习总书记说,中国梦是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我们知青的梦,就是祖国的梦。为了富起来,强起来,我们与祖国同行一步步走来。 一 我原是上海市金陵中学 68 届高中毕业生,曾经在贵州农村插队落户三年,又在那里的县办工厂工作了九年,前后共在贵州生活了十二年

      习总书记说,中国梦是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我们知青的梦,就是祖国的梦。为了富起来,强起来,我们与祖国同行一步步走来。
 
      一
 
      我原是上海市金陵中学 68 届高中毕业生,曾经在贵州农村插队落户三年,又在那里的县办工厂工作了九年,前后共在贵州生活了十二年。
 
       1969 年 3 月,为了给弟妹一个留城工作的机会,我平静地选择了去农村,平静地拿着“上山下乡通知书”到派出所把户口迁到遥远而陌生的贵州农村。只是当远行的列车开动之时,车上车下爆发出的哭喊声才显出远走他乡有点不那么平静。
 
      我插队落户的地方是贵州省修文县乌栗公社下坝生产队。从繁华的上海滩,到了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 贫困山村,对我们是个极大的考验。我们 400多个上海知青,被分散到了修文县近百个生产队的角角落落,开始了由市民到农民的蜕变,开始了落寞与希望同在的人生旅途。
 
      一间土墙茅草房,出门就爬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包谷饭、小豆汤、挖煤砍柴、生火做饭是我们的生活内容;挑粪、耕地、春播、夏收、冬藏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在高山上开荒,挥起锄头常会挖到石头,震得臂酸虎口痛。在水田里插秧,双腿钻满了蚂蟥, 拽打拉扯,鲜血淋漓。为了积肥,我们常到 5 公里外水电九局水坝工地的厕所里去挑粪,在水电工人的注视下羞涩难捱。贵州特有的高挑,两个箩筐中间穿一根扁担,重心高,很难挑,往水田里送猪粪,田埂狭窄,泥土湿滑,一不小心就会跌倒田里,猪粪洒了一身。包谷结穗的时候,我们要在山谷里轮流值守看护庄稼,防止猴子偷吃,可是坡陡路滑猴戏人,山风劲吹夜难熬,真是与天斗,与地斗,与猴子斗,其乐无穷啊!
 
      在千里之外当农民确实是个“苦旅”,但我觉得只要自己有决心,真正去学农艺、干农活、交农友,也是有许多快乐和收获的。到了农村要入乡随俗,既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要热心为他们做事,才能与他们打成一片。生产队里的乡亲中有许多人不识字,我们知青就办了识字班,每天晚上教他们识字,几个月后一些老乡能够读报了,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生产队的田地都在山上,遇到雨水少的时候,就容易干旱,我们就想着建一个提水泵站。于是,到水电工地去借来水泵,自己安装,建成了泵站,因此还开出了一片新水田呢。还有一次,县里通知说有坏人潜入山里,我们民兵连夜设伏,蹲守了三天,终于抓到了坏人,原来是一个越狱逃犯,受到县里的表彰。

 

      在贵州的插队生活,让我尝到了苦与累、贵与贱、劳与得的滋味,磨练了意志,养成了不怕困难,敢于担当的品质,夯实了人生旅途的基石。前些年,我写了一本自传体的书,叫《快乐的苦旅》,记载了很多在农村的事。
 
      贵州待我们不薄,插队三年之后,我就被“上调”到了县化肥厂工作。那是上海援建的一座年产三千吨化肥的小合成氨厂,虽然不大,也招收了几十个上海知青。那里是我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转折点,我从农民变成了工人。我参加了建厂、试车、投产的全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比起在农村种田我已经很知足了。我不怕苦和累,一天到晚就知道拼命干活,积极要求进步。在厂里我入了党,后来担任了厂党支部副书记和生产副厂长。一次,在脱硫车间设备检修中意外发生煤气爆炸,一死二伤。我被炸伤了头部,头皮都被掀起了一大块,左手食指和中指骨折,左耳膜穿孔,差点就光荣了。县里全力抢救,再送贵阳医院救治,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事故以后,厂里的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干部职工心头被阴影笼罩,急需重整士气。当时我在上海五官科医院进行耳膜修复,接到县委王象文副书记的电报后,立即返回修文。仅仅治疗了三个月,我就带伤出现在厂里,带领工人们继续干。职工的精气神恢复了,生产也就上去了,后 来我们厂在贵州省县办企业评比中被评为“十面红旗”之一。1977 年我被授予贵州省工 业学大庆先进工作者称号,评上了贵州省劳动模范,1978 年当选贵州省第四次党代会代表。贵州人民给了我莫大的荣誉。
 
      二
 
      为了解决夫妻分居,1980 年我调到了武汉中建三局二公司工作,离开了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开始了我的“后知青生活”。
 
      从一个县里的小化肥厂到一个中央大企业,面临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环境、新同事、新工作,一切都要从头来过。我有贵州农村插队的这碗“酒”垫底,还是像当知青时一样不怕苦、不怕累地努力地工作。到二公司之初,我在宣传科当副科长,后来当了科长。那时,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在深圳拉开,但武汉的情况要置后一些,人们似乎还没有完全从文革后遗症中走出来,工作积极性不高,遇到困难绕着走,工程进度慢,我下基层看到这些情况很着急。毛主席曾说过: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就组织科里围绕毛主席这句言简旨远的话,大力宣传大庆精神和我们工人的优良传统,走到那里都讲“精神”,希望大家提起精气神来干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好领导,我们公司的党委书记白乃孝,是个老八路,他就是喜欢埋头苦干的人。白书记非常赞赏我到处讲“精神”, 讲“传统”,常常当众夸奖我,他说:“当过知青的就是不一样。”1985 年我当上了公司 工会主席,1990 年担任公司党委书记。
 
      1988 年,公司中标了天津电视塔项目。这是当时的“亚洲第一塔”, 塔身高 415.2米。跻身世界高塔之林,人称“天塔”。此塔不但高,而且还建在水中,耸立于碧波与白云之间,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水中之塔”, 势如倚天宝剑,享有“天塔旋云”之美誉。可是那时的技术条件很差,不仅我们公司,就连我们工程局,乃至全国建筑业,超高建筑的施工都还在摸索之中,缺乏成功经验,困难之多不敢想象。

 

      在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面前,作为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之一的我,知青秉性勃发,知难而进出任天津分公司兼“天塔”项目的党委书记,带领公司员工向困难出发。
 
      “天塔”建设位置是在八里台的湖中,我们抽干湖水,掏净淤泥,开挖基坑,开始了艰难的施工。我提出了“科学加拼命,土洋结合建高塔”的项目精神,制定了优质、快建、安全的施工技术方案。我们没有先进的施工机械,但我们有苦干加巧干的精神,有不怕困难的勇气。塔基施工时,天寒地冻,我们就用钢管搭起巨大的“蒙古包”,外面包上用编织布加棉毡布来保温,里面用大铁桶烧火来加温,保证了冬季施工。没有超高层的塔吊,我们就用卷扬机和扒杆来吊运,一程一程往上运送钢筋等建筑材料。北方风大,我们硬是靠人力拉住“浪风绳”和吊钩,避免吊物伤及塔体。没有混凝土输送泵,我们就土法上马,在作业电梯上装个料罐来运送混凝土。高塔上升到二百多米的高度,又到了冬季,而且高空的气温比地面要低得多。为了保证进度,我们又一次采用土法施工,在滑膜外面包上毡布,使作业面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同时在地面建一个锅炉房,用管子把暖气送到作业空间,从而保证钢筋和混凝土的适宜温度。这些不可思议的做法,连木匠出身的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也咋咋称奇。
 
      1991 年, “天塔”胜利竣工,我们实现了我国高耸建筑物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创举。此时李瑞环同志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了,他欣然为我公司题词:争创一流水平。
 
      这是我在二公司打的一场最能体现知青本色的胜仗!
 
      三
 
      2007 年深秋,我在“花甲”之年又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又一个挑战——出任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工程总承包执行总经理。
 
      如今在上海陆家嘴,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组成的摩天大厦群已经成为上海的地标,成为中国飞速发展的象征。只有我们这些建设者才真正知道其中的甘苦。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于 1997 年初开工后,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建筑外形颇具争议、日本方面坚持兴建世界第一 高楼的初衷等原因,曾一度停工了 6 年之久。原设计方案不断修改和加层,最后 达到地上 101 层,地下 3 层,高度达到 492 米,总建筑面积达 38.16 万平方米。

 
      这个项目是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和上海建工集团联合体总承包。我接手的 时候,项目已经进行到 300 多米高度了。当时工期延误情况错综复杂,日方又提出索赔,项目管理团队软弱涣散,时态不容乐观。摩天大楼施工中途换帅乃业内大忌,犹如打仗面临着排兵布阵诸多管理技术上的难题,风险很大,因此我是“临危受命”。而我义无反顾接受任命也是我不怕艰难,勇于担当的“知青基因”在起作用。我团结项目领导班子,充分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用科学手段管理这个超大型项目。我们采用自主开发研制的提模平台体系、巨型柱钢结构安装技术、组合式竖向管道安装工艺、逆作法施工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间,我们经历了上海历史上 罕见的严寒和 5.12 汶川大地震等考验,解决了多项施工管理和技术难题,组织国内外五 千多员工日夜奋战,终于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竣工,把业界普遍认为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展现了中国工匠的风采,享誉国际。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到项目考察时对我说:“一个上海走出去的知青,花甲之年回到故乡,领衔建造了一座华夏之最,光荣。”我想,那是我的“知青梦”矗立在浦江之畔,很爽! 
 
      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能够与祖国同行,真为我能为这些大楼的拔地而起贡献一点绵薄之力而高兴。这些年里,我评上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优秀项目经理,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取得了国家一级建造师资质。如今我们虽然老了,但是生命中已经打下了知青的烙印,忘不了“知青梦”的初心,忘不了来时走过的路。现在我虽已退居二线,但仍在发挥着余热。我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在传承和创新中,继续发出我们“知青”的一分光与热!
 
      【作者顾锡明,男,1948 年 10 月生于上海,武汉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9 年 3 月下乡,在贵州省修文县乌栗公社下坝生产队插队,1972 年到修文县化肥厂工作,任厂党支部副书记、副厂长,1977 年评为贵州省劳动模范、1978 年当选中共贵州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1980 年进入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工作,任二公司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务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工程局工会主席、副局长、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等职。曾担任天津电视塔、武汉国贸大厦、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南京青奥双子座、杭州高铁东站、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等重大工程建设的指挥长、项目经理、执行总经理。其中多项工程获得国家鲁班奖、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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