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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离复旦食堂很近 | 读史老张

时间:2019-11-30来源: 朝花时文 作者:读史老张 点击:
旦苑餐厅,左侧为光华楼东辅楼(读史老张 摄) 文/读史老张 新学期开学,在网上看到一则《复旦老鸟的通关秘籍》,其中饮食为大篇,写了复旦大学各食堂的民间排序,也写了它们的若干特点:春晖餐厅酒酿圆子和夜宵是一绝;旦苑清真是东区人的命根;点心铺双皮
旦苑餐厅,左侧为光华楼东辅楼(读史老张 摄)
 
      文/读史老张

      新学期开学,在网上看到一则《复旦老鸟的通关秘籍》,其中“饮食为大”篇,写了复旦大学各食堂的“民间排序”,也写了它们的若干特点:春晖餐厅“酒酿圆子和夜宵是一绝”;旦苑清真“是东区人的命根”;点心铺“双皮奶是复旦特产,物美价廉,加八毛钱还会得到更多红豆”……这个“秘籍”,让我有一种探索“复旦食堂史”的冲动。

      算起来,复旦食堂已有逾百年历史。1912年初,复旦公学迁到徐家汇李公祠(今华山路复旦中学内)办学,供奉李鸿章牌位的祠堂大殿,就是食堂(当年称“膳厅”)。因复旦属私立学校,交得起学费方能上学,学生伙食还算不差,其中肉丝炒蛋与醋熘白菜最受学生青睐,“每逢同学进膳时,殿上即闻呼‘肉丝炒蛋’及‘醋熘白菜’之声不绝”(鄂公《复旦小掌故》)。

      那时,李登辉老校长常在食堂用餐。李登辉出生在爪哇,就读于耶鲁大学,长年漂泊海外,初到复旦时满口英语。课堂上,他力主用英语教学;但在课外,他用中文表达的兴致很高,食堂是他练习的课堂。每餐坐下,他必用生硬的发音问学生:“贵姓?”他规定,吃饭时大家不准讲英语,谁说一句罚洋一角。结果,每天罚款总是数他最多,有时因罚款太多而吵嘴,学生闻之哄堂大笑。一来二去,李登辉中文表达大有长进,直到去世前两个月(1947年7月),他还在新落成的登辉堂(今相辉堂)对毕业生发表演讲,可见早年“食堂练习”的辉煌成果。

      1922年大学部迁江湾后,复旦食堂渐成规模。最初食堂设在实验中学校舍(今蔡冠深人文馆原址)后边,学生可以包饭,四菜一汤,“菜味可口,尤以龙虾烧豆腐最为鲜美”。一位老校友说,那时已使用饭票,“每客一张……约两角小洋”。文学院长余楠秋先生为人谨慎心细,担心自己的饭票与别人的搞混,常在每张饭票上“加以背书”。某一日用餐,厨房师傅果然称余楠秋未付饭票,“余师嘱其将该日所有饭票拿来查看,顷刻之间发现其背书者,厨房不敢多言而退……”(吴道存《嘉村随笔》)可惜,那时的复旦食堂饭票,现已难觅踪迹。
 
1923年的复旦食堂(复旦档案馆藏)
 
      抗战爆发后,复旦被迫西迁。1938年2月,迁至重庆黄桷树办学,校舍破旧,史称“茅屋”,食堂条件更差。那时校方举行公宴,只能设在蒋碧微教授住处。蒋碧微是画家徐悲鸿之妻,时在外文系教授法语,因家境优渥,吃得考究,又会打理美食,她的住处由此得名“光禄寺(古代膳食机构)”,常常高朋满座。据蒋碧微回忆,“如果有要人或贵宾到复旦视察参观,黄桷树没有好菜肴款客,校方总是借我们的‘光禄寺’招待嘉宾”(《蒋碧微回忆录》)。1942年1月,复旦改为“国立”,办学经费稍有着落,便在夏坝筹建新校舍,食堂是主要建筑之一。1943年初章益先生接任校长后,感于吴南轩前校长筚路蓝缕、苦撑复旦的功绩,为表示“每饭不忘”,遂将夏坝新食堂命名为“南轩”。

      不过,“南轩”名字好听,食堂伙食却极差。据1941级新闻系学生邵嘉陵先生回忆,那时正值国难当头,粮荒严重,早餐只能吃“五毒稀饭”(稀饭中混有石子、老鼠粪、蟑螂、蚊子、苍蝇)。即便这样,还粥少僧多,每到饭点,同学间免不了争抢一通,男生自然争先,女生也不甘落后,“有一次忽然听到一声‘哎唷’尖叫,原来是一位女生被挤进了粥桶,幸好此时桶内已见底,剩粥无多,未发生伤害……”(周丽生《北碚夏坝与江湾掌故》)自此以后,夏坝开设了女生食堂——这是复旦食堂史上唯一出现过的性别食堂。

      1946年复员返沪后,复旦师生分别在江湾校园南侧的“三村四庄”(师生宿舍)居住,最大的食堂设在德庄(今第三宿舍)。德庄食堂设施简陋:八人一桌,不设椅凳,大家都站着吃饭。1946年底,青年诗人牛汉先生因躲避国民党追捕,忽然来到德庄,寻求在史地系就读的诗友冀汸等同学帮助。牛汉挤住在学生宿舍,在德庄食堂混饭吃。晚年的冀汸先生感慨道:“牛汉个子高,近两米……大家站着吃饭,他的头便浮在众头之上。谁要是找牛汉,在食堂门口扫一眼就可发现。从安全角度说,颇为不利。”(冀汸《血色流年》)后来,牛汉在地下党帮助下才安全转移到解放区。今天,说起复旦食堂,谁还会想到有过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新中国成立后,复旦食堂几经变迁。最初,德庄食堂仍是学校最大食堂,教师们还在此举行过年度聚餐。五十年代末,随着校内学生宿舍落成,学生食堂也随之迁至校园;而校外的“三村四庄”则办起了公共食堂,教师们在此搭伙。不久,三年困难时期来临,各食堂饭菜每况愈下。1957年入学的陆谷孙先生记得,当年学生实行“取食划卡”制,因定量太少,“有恶饿学生划过卡以后,用一种叫作‘褪色灵’的药水,把那小小钩子符号隐去,再到食堂领取第二份饭菜……”(陆谷孙《饿过肚子吗?》)同样,教师们也很寒酸:本来公共食堂里还有茄子之类供应,到后来连茄子也没有了,只有咸菜汤,中文系教授朱东润先生看见,“一位陈教授捧着咸菜汤到厨房就餐,以免贻笑外人……”(《朱东润自传》)
 
1950年代的复旦学生食堂饭卡(花余功提供)

      在公共食堂里,只有一位就餐者吃得还算体面——他就是当年复旦唯一的苏联留学生米沙(季塔连科)。米沙是哲学系教授严北溟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住在第二宿舍,他妻子娜嘉在外校留学,每周回来一次。按规定,米沙可享受“特供”肉食,据说他大快朵颐时,“三村四庄”的孩子们常常垂涎欲滴。不过,那时的生猪都瘦骨嶙峋,几无油脂。娜嘉脾气急,每次看到精瘦的猪肉就光火,“有时拿着从苏联带来的罐头,满装着膘肥脂壮的猪肉给厨师看,她说:‘你看,苏联的猪肉多好,食堂供应的猪肉应当这样。’厨师们不是文盲,他们看到这是中国出口的罐头,只有把闷气咽下去……”(《朱东润自传》)后来,公共食堂终于办不下去了,合并成为“中灶食堂”(今教工食堂)。

      我考进复旦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记得当年我们常在中央食堂用餐,中央食堂位于学生宿舍十一、十二号楼北侧(约在今光华楼东辅楼位置),是两层楼砖房,貌不惊人,名字倒很大气。每天早餐时,食堂前的高音喇叭会准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中央食堂”之名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那时,我在中央食堂经常看见一位推着破旧“老坦克”(自行车)的老人,提着搪瓷碗前来排队就餐——他就是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先生。夏征农年近八旬,德高望重,既是《辞海》主编,又是新四军老战士,我们都对他心生敬畏,但他却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有一次,他端着饭碗正好坐到我身旁,问我:“你是哪个系的呀?”“历史系一年级。”我怯生生地回答。“哦,学中国通史吗?”“是的,现在正在上‘先秦史’。”他沉吟了一下,笑道:“依我看,历史课可以倒过来上:先学现代史,再学近代史,最后才学古代史,你看如何呢?”“这……”不知这是夏老跟我开玩笑还是他的真实想法,我一时竟无言以对——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即便是今天,我也答不上来。不过,这段食堂问话,让我感到温暖,一直珍藏至今。

      复旦食堂就是这样:除了“吃饭”,还有更多的历史内涵。如今,校园里的食堂已遍地开花,我虽离校多年,但还常与家人到复旦就餐。说实话,我最喜欢的校园食堂,并不是“民间排序”第一的“北区食堂”,而是“旦苑餐厅”。“旦苑”,名字源于“旦复旦兮”,又靠近光华楼东辅楼,无论是精神距离还是地理距离,它都离我大学时代的“中央食堂”很近、很近……
 
      (刊于2019年10月10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综合版)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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