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风筝的人》 [美] 卡勒德·胡赛尼 著 李继宏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相信灵魂的人才能读懂 有人说这是一部相信灵魂的人才能读懂的书。它不仅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也展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史、一个国家的苦难史，就像一条清澈的河流，却奔腾着人性的激情，蕴含着阿富汗斯坦这个古老国家丰富的灵魂，激荡着善与恶的潜流撞击。 让世界了解一个遭受战火蹂躏的、默默无闻的阿富汗斯坦人，这是文学的魅力，也是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但不仅如此，它之所以能够吸引不同民族、国家的读者，撼动读者内心纤细的情感，还因为它讨论了关于人性和人性的拯救问题，这是现代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 放风筝，追风筝。两个男孩的友情由这里起，也由这里结束。 风筝的脆弱好似两人关系的写照，一主一仆，永远有着身份地位高低的区分。仆人哈桑对少爷阿米尔的忠诚总让人心痛，他坐在树下仰着头认真听少爷阿米尔念故事；他为了帮少爷捡回那个蓝风筝，被一群恶霸孩子堵在巷子里打得浑身是血；他明知被栽赃，却不肯说出真相，只是不住地掉眼泪。有人说，他这是愚忠，然而，更多人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孩子的赤子之心，因他一直把阿米尔认作“朋友”，为你，千千万万遍。 风筝可以是友情，也可以是爱情、亲情，更是作者对未来希望的象征。小说跳出了人和社会那种互相影响的从属关系，儿子与父亲、人和祖国就像风筝那样，互相挣脱又互相纠缠，逃不出宿命的天空。  《红高粱》 莫言 著 作家出版社 意义在于给出下限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中，不敢说《红高粱》提供了一个上限，因为上限是不存在的，但可以说，《红高粱》给出了一个下限，这个下限的意义就在于，作家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内心充满了解放的动机。 《红高粱》以抗日战争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主人公余占鳌是一个热血汉子，身体里面充满了正义与野蛮，他抗日，但并没真正地认识到抗战的本质。 在小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伦理道德边缘的红高粱世界，一种土匪式的英雄，他们是规矩的破旧者，但对家国充满热爱，他们缱绻相爱、英勇搏杀，充满着既离经叛道又拥有无限生气的时代气息。 读者可以根据书中描画尽情展开想象：合上书，闭上眼，仿佛就能看到高密东北乡那一片高粱地，看到戴凤莲死前躺在高粱地上最后的微笑…… 一本好的小说，能够让读者超越小说本身，去感受一种放在任何时代都能触动人心的精神，《红高粱》便是如此。  《时间简史》 [英] 史蒂芬·霍金 著 许明贤 吴忠超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探索时间的核心秘密 这是一个探索时间和空间核心秘密的故事，是关于宇宙本性的最前沿知识，包括我们的宇宙图像、空间和时间、基本粒子和自然的力、黑洞、时间箭头等内容。许多理论预言，后来在对微观或宏观宇宙世界观测中得到证实，已经成为全球科学著作的里程碑。 宇宙论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作为宇宙里高等生物的人类不会满足于自身的生存和种族的绵延，还一代代不懈地探索着存在和生命的意义。但是，人类理念的进化是极其缓慢和艰苦的。 霍金有着超人的时空感知能力，他认为宇宙的量子态处于一种基态，空间、时间基本上是平坦的，并因此才使得星系乃至生命的发展成为可能。霍金量子宇宙论的意义在于它真正使宇宙论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它是一个自足的理论，即在原则上，单凭科学定律我们便可以将宇宙中的一切都预言出来。 量子宇宙论、黑洞理论和“大爆炸”理论的惊天发现，使霍金成为了自爱因斯坦之后世界最著名的科学思想家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可以说，人类有赖于这位喜欢仰望星空的轮椅巨人，而获得了一次最好的宇宙学启蒙教育。  《娱乐至死》 [美] 尼尔·波兹曼 著 章艳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请聆听这警世的危言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把文化变成一个娱乐至死的舞台。 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是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之一。他指出，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这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电视时代蒸蒸日上；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 为此，波兹曼绝望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沉思录》 [古罗马] 马可·奥勒留 著 何怀宏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 《沉思录》译者何怀宏曾如此评价此书：这不是一本时髦的书，而是一本经久的书，买来不一定马上读，但一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近两千年前有一个人写下了它，再过两千年一定也还会有人去读它。 《沉思录》是公元2世纪后期古代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传下来的一部个人哲学思考录，主要思考人生伦理问题，兼及自然哲学，是奥勒留所作的一本写给自己的思想散文集。 这本书来自于作者对向在羁宫廷的自身和自己所处混乱世界的感受，追求一种摆脱了激情和欲望、冷静而达观的生活。马可·奥勒留在书中阐述了灵魂与死亡的关系，解析了个人的德行、个人的解脱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责任，要求常常自省以达到内心的平静，要摈弃一切无用和琐屑的思想、正直地思考。而且，不仅要思考善、思考光明磊落的事情，还要付诸行动。 在《沉思录》中，作者这样告诫自己：“生活中总要有一点闲暇。”在这闲暇中让我们浮躁的内心回归到平静，对自己的道德品质、个人修养、责任良知、行为习惯等方面多做反省。同时，《沉思录》告诉人们，不要执着倏忽不定的外物世界，永远不要执着于身外的名与利。 这是一些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朴实却直抵人心。  《人间词话》 王国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寥寥几万字的“境界” 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国学大师王国维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作出了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 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研究词学，美学的根据。 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 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也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见解可谓透彻，精辟，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 《人间词话》被称为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朱光潜曾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王攸欣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责任编辑：树说) |
